时评, 辟谣

福奇听证会核查：第五修正案、实验室起源，哪些说法有依据？

August 4, 2026

福奇博士(Dr. Anthony Fauci)在美国公共卫生体系工作近40年，曾先后为七任美国总统提供传染病和公共卫生政策建议，并参与应对艾滋病、2003年非典(SARS)、2009年H1N1流感、埃博拉、寨卡等多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然而，真正让他成为全美政治和舆论焦点的，是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作为白宫疫情应对团队的重要成员，福奇几乎每天出现在新闻发布会和媒体采访中，也因此成为美国最具知名度、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公共卫生官员之一。

自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7月29日举行针对美国前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福奇博士的听证会以来，各种说法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不少帖子称，福奇在听证会上“百余次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说明他”承认自己有罪”；也有人认为，前总统拜登在离任前给予福奇预防性赦免(preemptive pardon)，本身就是“犯罪证据”。与此同时，共和党参议员保罗(Rand Paul)公开了福奇在疫情初期撰写的日记，认为其中内容证明福奇一直向公众隐瞒病毒起源真相。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听证会本身并不是刑事审判，也没有作出任何司法裁定——参议院委员会拥有调查和监督政府工作的权力，可以要求证人作证，但是否构成犯罪、是否起诉、是否定罪，仍属于司法机关和法院的职责。

本文将围绕此次听证会后最广泛传播的几项说法，结合新闻媒体及事实核查机构的分析，对相关说法逐项梳理和核查。

争议一：“福奇引用第五修正案保持缄默，就是承认犯罪”？

在持续约三个小时的听证会上，面对共和党议员几乎所有提问，福奇都重复了一句相同的话：“根据律师建议，我依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我的权利，拒绝回答。”据事实核查机构PolitiFact统计，这一表述在当天听证会上出现了一百多次——许多新闻媒体在报道时也以“福奇百余次援引第五修正案”作为报道标题。

不少评论据此宣称：“如果没有犯罪，为什么要保持缄默呢？”“只有有罪的人才会拒绝回答问题！”事实上，这种说法不符合美国法律。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都“不得被强迫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证词”。这一权利通常被称为“反对自证其罪权”(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除了刑事审判，这项权利同样适用于国会听证会等可能带来刑事法律风险的场合。也就是说，只要回答的问题未来可能被用于刑事调查、伪证指控或其他司法程序，证人就可以依法拒绝回答。

事实上，福奇过去并非拒绝接受国会监督。他在听证会开场声明中表示，自己数十年来曾出席国会听证会超过200次，从未以第五修正案为由拒绝回答问题。但考虑到委员会主席保罗长期公开呼吁将自己“送进监狱”，并公开披露其未经删减的个人日记，他认为此次听证会的目的已经不是客观调查，而是试图寻找能够支持刑事起诉的言论，因此决定依据律师建议引用第五修正案。

多位接受PolitiFact采访的宪法学者均表示，如果自己担任福奇的律师，在当前情况下也很可能提出相同建议。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教授格哈特(Michael Gerhardt)认为，共和党议员长期公开表示希望推动起诉福奇，因此律师建议其引用第五修正案，是一种合理的法律防御策略，而不是犯罪事实的体现。

虽然前总统拜登曾在离任前给予福奇预防性赦免，但这一赦免仅涵盖赦免签署之前可能涉及的联邦犯罪，并不意味着福奇今后在国会作证时可以毫无顾虑。如果他在2026年听证会上作出虚假陈述，理论上仍可能面临新的伪证指控。因此，在律师看来，保持沉默反而是风险最低的法律策略。佛罗里达大学法学院教授麦克林(Tracey Maclin)则表示，相比引用第五修正案，更大的风险反而是因为回答中的任何失误引发伪证调查。

因此，“引用第五修正案等于承认犯罪”这一说法没有法律依据。美国宪法明确赋予证人在可能涉及刑事风险时保持沉默的权利。是否引用该权利，并不能证明一个人有罪，也不能作为法院认定犯罪的依据。多位法律专家认为，在当前政治和法律环境下，福奇的做法是一种律师建议下的风险防范措施。

争议二：“拜登提前赦免福奇，证明他肯定犯了罪”？

在今年1月卸任前最后一天，时任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针对福奇的总统赦免令。这项决定当时就引发了广泛争议，也成为此次听证会上共和党议员反复提及的话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总统赦本身并不等于认定一个人有罪。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有权赦免联邦犯罪。这项权力既可以用于已经被法院定罪的人，也可以用于尚未被起诉、甚至尚未受到正式调查的人。后一种情况通常被称为预防性赦免，目的是避免当事人未来因相关行为遭到联邦刑事追诉，而不是对其是否有罪作出司法判断。

白宫当时表示，赦免福奇并不是因为政府认为他犯下任何罪行，而是担心他未来可能因自己在政府任职期间的工作，遭到出于政治目的的调查或起诉。赦免文件覆盖的是福奇在联邦政府任职期间、截至2025年1月19日可能涉及的联邦犯罪，并不涉及州一级犯罪，也不涵盖赦免之后可能发生的新行为。

类似的预防性赦免，在美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出现。1974年，美国总统福特(Gerald Ford)曾在前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尚未被起诉前，就因“水门事件”向其发出全面赦免。此后，美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其他具有预防性质的赦免案例，虽然每一次都会引发政治争议，但法律界普遍认为，总统拥有行使这项权力的宪法权限。

因此，是否获得赦免，与是否已经被法院认定有罪，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让共和党人又抛出另一个问题：既然已经被赦免，为什么还要引用第五修正案？

对此，多位接受PolitiFact采访的法律专家给出了相似的解释：因为赦免并非“无限保护”。

首先，上文提到，拜登的赦免仅适用于2025年1月19日之前可能涉及的联邦犯罪，并不覆盖之后发生的新行为。如果福奇在2026年的国会听证会上作出虚假陈述，理论上仍可能因伪证或虚假陈述而面临新的调查，而这些都不在赦免范围之内。

虽然法律专家普遍认为福奇面临州一级刑事起诉的可能性较低，但从律师角度来看，这仍然属于需要考虑的法律风险。事实上，在听证会当天，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乌斯迈耶(James Uthmeier)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州政府已开始对福奇展开调查，尽管并未公布具体调查内容。

另外，法律专家指出，总统赦免并不会阻止调查本身。即使相关行为已经获得联邦赦免，国会仍可以继续举行听证会，调查政府决策过程；司法机关也仍然可以调查是否存在赦免范围之外的新违法行为。

多位法律专家认为，“事先被赦免”和“保持缄默”并不存在法律上的矛盾：接受总统赦免是总统行使宪法权力的结果，而是否在新的听证会上回答问题，则涉及证人是否需要保护自己免于新的法律风险，两者属于不同层面的法律问题。

因此，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拜登赦免福奇就意味着福奇已经被认定犯罪。总统赦免属于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可以在没有刑事定罪、甚至没有正式起诉的情况下实施。与此同时，这项赦免也并非无限制保护，不能覆盖赦免之后可能发生的新行为，因此也不能解释为福奇在2026年听证会上没有任何法律风险。

争议三：“福奇的日记证明，他早就知道病毒不是来自华南海鲜市场，却一直欺骗公众”？

在听证会举行前几天，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公开了1100多页福奇在疫情初期撰写的工作记录和日记，并将其中几段内容作为听证会的重要依据。

其中传播最广的一段，来自福奇2020年1月26日的一则记录。

日记中写道：“第一例感染发生在12月初，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现在我们知道，市场不是病毒的来源(source)，而是一个放大器(amplifier)。”

保罗据此认为，福奇早在2020年1月就已经知道病毒并非起源于华南海鲜市场，但之后几年却仍不断向公众强调病毒来自野生动物市场，因此属于故意误导公众，甚至欺骗国会。

事实上，保罗在这里刻意隐瞒了日记部分内容。根据FactCheck.org查阅的日记原文，在“市场不是源头，而是放大器”这句话之后，福奇紧接着写道：“尽管如此，病毒还是在某个地方完成了从动物到人的传播。”(Having said that, somewhere the virus jumped from animals to humans.)福奇当时表达的意思是认为华南海鲜市场可能并不是最初发生跨物种传播的地点，而是在病毒已经进入人群后，加速了传播————这并不符合共和党人一直散播的“病毒由人工合成”的阴谋论。

可能有人又会说，那福奇说不是实验室人工合成了，就真的不是了吗？

事实上，这种判断并非福奇个人提出，而是当时不少流行病学专家根据新出现的数据作出的初步分析。

就在福奇写下这篇日记前两天，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了一项针对最早41例新冠住院患者的研究。研究发现，约三分之一的患者没有已知的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其中包括当时已知最早发病的一名患者。这意味着，病毒传播很可能早于市场暴发，市场未必是最初的感染地点。

同一天，《科学》(Science)杂志也报道称，越来越多研究人员开始怀疑，华南海鲜市场更像是一次“放大传播事件”，而不是病毒真正出现的起点。

病毒可以先在其他地点完成动物向人的传播，再因为市场人员密集、动物交易频繁而迅速扩散。事实上，在后来的疫情调查中，不少科学家都曾讨论过这种可能性。

这些研究同样没有得出最终定论。正如美国情报机构后来公布的评估所显示，部分机构倾向认为病毒更可能源于实验室事故，另一些机构则支持自然传播假说，还有一些认为目前证据不足，无法作出判断——近几年，美国部分情报机构陆续调整了自己的评估，认为实验室事故值得认真调查；科学界对于现有证据的解释也仍存在不同意见。

另外保罗还认为，福奇后来多次公开提及野生动物市场，说明他故意隐瞒自己日记中的真实想法。

FactCheck.org对此进行了逐一比对，发现这一说法同样缺乏完整语境。事实上，在2020年2月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福奇就曾公开表示：“流行病学家认为，市场更像是一个放大传播的地方，而不是事件真正开始的地方。”他同时表示，自己认为病毒“几乎可以肯定”来自动物，并强调虽然不能百分之百排除实验室事故，但从当时掌握的证据来看，这种可能性“极低”。

也就是说，福奇后来面对媒体所表达的观点，与他2020年1月日记中的记录基本一致，并不存在日记和公开表态之间明显相互矛盾的情况。

因此，目前没有证据能表明福奇的日记显示他早就知道“病毒来自实验室，并长期欺骗公众”。日记中“市场不是源头，而是放大器”的表述，紧接着便写明病毒仍然来自动物传播给人类，与福奇后来公开发表的观点基本一致。是否意味着实验室泄漏，则是另一项至今仍无最终定论的问题。

争议四：“美国资助武汉病毒研究，证明福奇隐瞒了实验室研究真相”？

除了福奇日记之外，此次听证会上，围绕新冠病毒起源的另一个主要争议，是美国政府是否曾通过福奇领导的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资助中国武汉相关实验室开展可能存在风险的冠状病毒研究。

共和党参议员保罗等人在听证会上再次提出质疑，认为NIAID曾向美国非营利机构EcoHealth Alliance提供研究资金，而该机构随后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开展蝙蝠冠状病毒研究。因此，他们认为福奇此前向国会和公众否认美国资金支持武汉实验室进行“功能增益研究”(Gain-of-Function, GOF)，属于误导。

这一争议涉及几个经常被混淆的问题：美国是否资助过武汉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是否属于功能增益研究？这些研究是否导致了新冠病毒出现？这三个问题需要分别讨论。

首先，美国政府确实曾经通过NIAID向EcoHealth Alliance提供研究经费，用于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及其潜在人畜共患风险。这一点并不存在争议。相关研究的目标，是寻找可能从动物传播给人的病毒，并提前评估未来可能造成公共卫生危机的风险。

争议在于，这些研究是否属于“功能增益研究”。在科学领域，“功能增益”并不是一个简单指“研究病毒”或“改变病毒”的概念。通常情况下，该术语指通过实验手段让病原体获得新的特征，例如增强传播能力、改变宿主范围，或者提高致病潜力，从而帮助研究人员理解病毒风险。

批评者认为，部分冠状病毒研究通过实验观察病毒在不同条件下的变化，已经属于功能增益研究；而NIAID和部分科学专家则认为，这些实验并没有让病毒获得足以构成重大风险的新能力，因此不属于美国政府规定需要特殊监管的功能增益研究。

2021年，福奇在国会听证会上曾表示，NIAID“从未资助，也现在没有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功能增益研究”。这一表述后来成为共和党议员攻击他的主要依据。

这场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双方对“功能增益”的定义不同。美国政府监管体系中的功能增益研究，有较为具体的标准，并不是所有研究病毒变化、测试病毒特征的实验都属于这一类别。

此外，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证明，美国政府资助的这些研究制造了新冠病毒，或者证明新冠疫情就是由该项目导致。针对福奇的指控，涉及他是否参与制造病毒、是否掌握确定证据却故意误导公众。这类指控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支持。

因此，目前没有公开证据支持“福奇利用美国资金制造新冠病毒，并故意隐瞒真相”的说法。目前能够确认的是，美国政府过去确实资助过部分冠状病毒研究；围绕这些研究是否属于功能增益研究，科学界和政策界仍存在争论；实验室事故是否与新冠疫情有关，也仍未得到最终确认。

结论：听证会证明了什么？

7月29日的福奇听证会，再次让围绕新冠疫情期间积累的多个争议的讨论重新升温。

需要注意的是，国会听证会并不是刑事审判。委员会可以调查政府行为、质询官员，但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仍需要依据具体证据和司法程序判断。

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证明保守派对福奇的指控。这场持续多年的争议，实际上反映的是后疫情时代美国社会更深层的问题：当政府面对未知风险时，如何在快速决策、信息透明和公众信任之间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