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翻譯自 KQED 的文章，原文作者 Joe Fitzgerald Rodriguez。作者采訪了舊金山唐人街的居民對於當下學區開學的看法，以及當地學區和組織為應對現在的危機作出的一些改變。
在舊金山，因為不希望讓孩子去上學，住在公共住房裏的數百名家長團結了起來。
唐人街社區發展中心 (Chinatown 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er) 在擁有並運營著舊金山市的公共住房，該中心直接表達了家長的這種擔憂: 在最近的一項調查中，居住在公共住房中的 294 個家庭 (代表大約 400 名屬於舊金山聯合校區的學生) 中，70% 的人反對讓孩子去學校學習，只有 30% 的人支持孩子去上學。
唐人街社區發展中心說，多數參與調查問卷的家庭住在唐人街，而他們中很多是華人或華裔。這個組織在舊金山聯合校區秋季學期開始的前一周通過打電話的形式，調查了家庭中至少有一個小於 18 歲孩子的租戶。
那些支持線下授課的人都說他們擔心失業金在今年九月份到期，這樣的話他們就需要把孩子送回學校，自己才能夠去賺錢養家。
與此同時，那些反對將孩子送回學校的家長們十分特別擔心，因為 12 歲以下的孩子還沒有接種疫苗，而且擔心學校無法提供通風良好的教學場所。同時，家長們還在擔心，新冠病毒會通過公共交通傳播，因為他們十分質疑校車能否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盡管反對線下授課，但是很多家庭卻並沒有太多選擇。
在長達超過一年的期間，重新開放校園的公共宣傳呼聲一直很高。這些呼聲來自這座城市最有話語權和家長，他們把 “減少距離”（decrease the distance!）作為他們標誌性的集會口號。這也導致了舊金山聯合校區在 8 月份的時候重新向學生們打開了大門。
然而，就在這個決定性日子的前一周，在 8 月 10 號，一大群同樣憤怒的家長席卷了舊金山聯合校區每月的線上會議。而他們的請求和公眾數月以來聽到的完全相反。這些家長希望他們的孩子留在家裏。
有超過 2，000 人，其中大多數是華人家長，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要求舊金山聯合校區給予他們孩子更多選擇，以保護他們不被迅速傳播的 Delta 新冠病毒感染。
“我們擔心在秋季開始的面授課會導致更高的感染率，這種傳播不僅發聲在孩子們之前，而且可能影響脆弱的家庭成員”，請願書中寫道。“我們不願意強迫大家都接受遠程學習，但是我們相信對於有需要的家庭來說，有這個選擇是必要的。”
舊金山市長 London Breed 在 2021 年 3 月 13 日，學校關閉一周年的時候，在一個重啟舊金山公立學校的集會上發表講話。
對於唐人街社區發展中心的居民服務經理 Jen Chan 來講，當下的情況並不奇怪。Jen Chan 服務於住在單間的家庭，其中很多是華人。她說住房條件可能是那些家庭傾向於讓他們的孩子待在家裏（尤其是在單人間住房裏）的原因。
單間入住是家庭一般住在單間，和同層的租客共用廚房和洗手間的公共的空間，這些家庭擔心在當下情況中他們沒有能力隔離。
“很多人感到害怕，” Chan 說，“那種源於艱苦生活經歷的恐懼可能在華人社區當中尤為獨特。”
“很多家庭是移民，對吧？” 他們曾經聽說了非典和新冠病毒在他們家鄉香港和中國大陸爆發。他們聽說過這些故事，甚至他們的家人可能生病或被疫情影響過。
對於過去一年都有關註過報紙頭條的人來說，要是看到很多家長都希望他們的孩子待在家裏，他們可能會非常驚訝。
幾個月來，當地新聞放大了 Decreasing the Distance 等更有組織的團體的聲音，他們呼籲學校盡快開學。為此，他們甚至還召回了舊金山學校董事會成員，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些董事會成員決定要求孩子們留在家裏。
而這些熱點也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關於學校開學的討論。
但是，當孩子們終於回到教室的時候，該地區提供的 450 個遠程學習在線站點很快就被占據了。舊金山市學區的發言人 Laura Dudnick 說，該學區在 7 月 30 日之前已經錄取了 700 名申請參加在線學習項目的學生。
但是這還遠遠不是想待在家裏的全部學生。
為了適應不斷增長的要求參加線上學習的人數，舊金山市學區開放了兩個獨立學習項目之一的申請，該項目截止日期為 8 月 27 日。
但是，發言人 Dudnick 補充說，“我們強烈建議那些能夠參與線下課程的學生去學校上學，因為這對絕大多數學生來說都是最好的選擇。”
實際希望參加遠程教育的家庭數量可能遠高於舊金山市學區了解到的官方數據。Chan 告訴美國廣播電臺 (NPR)，一些希望得到遠程上課集會的人沒有去申請，因為他們擔心失去進入心儀學校的優先權，而且還有許多人認為遠程上課根本不是一個選項。
但如果有機會，他們肯定會參加遠程教育。
為了爭取更多線上教學點的開放，當地的家長為了自己的利益組織起來，要求提供更多的遠程教育選項。KQED 電臺已經註意到了他們在微信群上討論的截圖，已經有 800 多人強烈要求提供遠程教育。
在 8 月 24 日發出的第二封信中，這些家庭提出了他們的訴求: 為單間入住家庭的學生提供快速核酸檢測，舊金山市學區的工作人員可以被派去與單間入住家庭合作，以確保安全預防措施滿足他們的具體情況；信中還要求在遠程學習方面的更多選擇，學校發給家長的郵件也應該提供多種語言選擇。總而言之，家長們期待學區在遠程教育方面有更多的投入。
信中寫道:“所有的決定都必須由單間入住家庭做出，並解決他們的擔憂。” “家庭需要參與進來，這樣他們才能提供有意義的投入和直接的政策。”
早在今年 4 月，唐人街另一位單間入住居民 Lang Xie 就對 KQED 電臺表示過類似的擔憂，那時 Delta 變種還沒有出現。
Xie 和她的丈夫以及 10 歲的女兒 Vicky 住在一個單間裏，Vicky 正在上小學。Xie 和她的丈夫都接種了疫苗，但他們說，把 Vicky 送回學校讓他們感到非常擔心。
“在我看來，這仍然有點令人擔憂。即使我們接種了疫苗，被感染的風險仍然存在。如果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我們會盡量避免外出，” 她說。
就像其他住在單間旅店的人一樣，共用一個房間意味著他們沒有空間彼此隔離。盡管一些城市資源向他們開放，Xie 也有同樣的擔憂。
由於這些恐懼，Vicky 在春季學期選擇了遠程上課，直到秋天才回到小學，這是因為她的家人們覺得他們別無選擇。而 Vicky 並不是唯一這樣做的孩子。
在 Vicky 就讀的學校中，共有大約 750 名學生，只有 13 名在去年 4 月可選擇線下教學的第一周返校。
這所學校 80% 以上的學生是亞裔，其中許多學生是華人，學校正好坐落在唐人街。
因此，甚至在 Delta 變種病例數量上升之前，舊金山聯合校區早就註意到許多華人家庭還沒有準備好重返校園。在這方面，舊金山並不是唯一的。幾個月來的調查顯示了這一點。
新冠疫情期間進行的多項調查顯示，人們在希望回到面對面學習的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
在整個疫情期間的調查中，無論回應幾何，數據中往往有這樣一個比例: 絕大多數白人家庭希望重返校園，非裔和拉美裔家庭也經常希望重返校園，但比例遠低於白人家庭。但亞裔家庭，尤其是華裔家庭，大多不太願意回到線下學習。
教育科學研究所的一項調查顯示，在 5 月份，全國只有 27% 的四年級亞裔家庭參加了線下教學，而白人家庭的比例為 66%。該研究所是美國教育部的統計、研究和評估機構。
根據同樣的調查，高達 51% 的亞裔家庭更喜歡遠程學習，而白人家庭的這一比例僅為 14%。
奧克蘭聯合學區 3 月份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44% 的亞裔家庭準備恢復線下學習，這是所有族裔中比例最低的。在舊金山國際開發署去年 12 月進行的一項調查中，只有 36% 的亞裔家庭表示他們將恢復線下學習，而白人家庭的這一比例為 80%。
居住在單間入住大樓裏的人，比如唐人街社區發展中心調查中提到的租戶，特別容易受到 COVID 的影響。
“（在單間大樓裏）一切都是公共的，”Chan 說，“住戶們非常擔心其他單元會把新冠病毒傳播給他們，反之亦然。”
單間公寓的居民擔心，由於住在狹小的空間裏，共用浴室和廚房，他們幾乎沒有能力隔離。圖為 2020 年 5 月，舊金山克萊頓街一棟單間入住大樓的居民。(圖片由華埠社區發展中心提供)(圖片由華埠社區發展中心提供)
據該市 COVID-19 儀表盤顯示，迄今為止，居住在單間入住的 1397 人新冠病毒檢測陽性，這些人分布在 269 棟單間入住建築中，其中有 26 人死於該病毒。到今年 4 月，大約有 412 名來自單間入住的人留在了城市提供的隔離地點。統計數據將不再公開發布。
理論上，舊金山確實為住在單間入住的且生病時沒有自己的空間可以隔離的人提供了酒店房間。但衛生專業人士並不總是建議單間入住的住院醫生選擇這些房間，並且住院醫生也並不總是知道它們的存在。
在這樣一座擁擠的單間入住大樓裏，Jun Chang Tan 和他的妻子、還有 15 歲的兒子和 8 歲的女兒住在一個單間裏。因為疫情原因，他的妻子工作的美容院關門停業，而她也失去了工作。在新冠疫情期間，他的孩子主要是在家裏學習。
Tan 今年 4 月曾表示，他還不想讓孩子們重返學校。他說，他不能確定他們是否安全，會不會感染新冠病毒。
該市優先為單間入住居民接種疫苗，所以 Tan 和他的妻子急切地接種了疫苗。但由於沒有隔離的空間，Tan 不想讓他的孩子在學校裏冒被感染的風險，他特別擔心疫苗不能保護他們抵禦新變種的病毒。
“即使你接種了疫苗，仍然是有得病的風險，”Tan 說。“如果他們在學校接觸到新冠病毒，並把它帶回家，我沒有足夠的隔離空間，因為我們住在一個小公寓。”
教育署問 Lam 委員，如果她直接與 Tan 對話，她能否肯定送他的孩子回學校是安全的。
“我會說，是的，”Lam 說，“我會鼓勵 Tan，我們絕對有適當的協議和指導方針。”
Lam 自己也有孩子，她的兩個孩子在舊金山聯合校區上高中，都已經返校了。Lam 說，為了學業和情緒健康，線下學習是孩子們最好的選擇。
到了秋季學期，Tan 確實讓他的女兒回到學校了，他說這是因為沒有可行的選擇，而且由於舊金山聯合學區的遠程教育名額太少。他還認為舊金山聯合學區對於證明你的孩子可以退學的要求太高了——具體來說，有兩個項目是只為 “身體虛弱” 的孩子提供。
然而，當 Tan 終於讓女兒回到 Yick Wo 小學上秋季課時，他們在第三天接到了一個電話: 課程將被取消。
他女兒班上的一個孩子確診了新冠病毒。
根據舊金山聯合學區的新冠疫情匯報板，學區內的小學（K-5）報告了 71 例陽性病例，初中小學學校（K-8) 報告了 16 例陽性病例。
考慮社區感受的解決方案
這位校長說，這些家庭對春季開學感到恐懼的原因不僅是新冠疫情，還有針對亞裔群體的暴力行為。
Stop AAPI Hate 組織在 2020 年夏天進行的青年運動收集到的數據表明，77% 的受訪青年對國內針對亞裔的仇恨感到憤怒，60% 表達了對種族歧視的失望，30% 的青年感到害怕。
三月份，一名家長在乘坐公共巴士前往小學時候受到了襲擊。“有個人一直盯著他們家看，在她上車之後，那個人猛拽她的背包和錢包，” Choy 校長稱，當路人試圖幫忙的時候，那個攻擊者慌了，他 “沒能如願，所以對著她的臉打了一拳。因為這件事，我校的家長都覺得害怕。”
許多家長擔心，即使新冠病毒消退，孩子們結伴回到學校，仇恨仍不會消失。
根據舊金山校區公布的數據，50% 的小學家庭坐車上學放學，25% 走路上學，10%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10% 乘坐校車。但是在 Choy 校長的學校，從別的區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學的孩子比例要高得多。Choy 校長稱，在 Gordon J.Lau 小學，差不多一半的家庭住在舊金山的另一側，他們都坐公共巴士上學。
根據 Stop AAPI Hate 組織的最新統計，在 2020 年 3 月 19 日到 2021 年六月這段時間裏，全國上下發生了 9081 起針對亞裔的仇恨行為。其中，10% 的受害者是十七歲以下的孩子。Stop AAPI Hate 稱，這個數字仍然可能低估了針對未成年人的暴力行為數量。
Stop AAPI Hate 組織在 2020 年夏天進行的青年運動收集到的數據表明，77% 的受訪青年對國內針對亞裔的仇恨感到憤怒，60% 表達了對種族歧視的失望，30% 的青年感到害怕。
Stop AAPI Hate 還發表了一系列關於種族歧視對亞裔青年影響的研究報告，以及對政策製定者和各學區製定政策的建議。
這些建議包括：呼籲學校官員聲討仇恨情緒，在學校課表中加入種族研究和反種族歧視的課程，建立針對霸淩的匿名報告系統，對教職員展開反對歧視亞裔的培訓，以及為家長提供多語言服務和文化響應式心理咨詢服務。
在舊金山，這些建議中的一部分已經得到了落實：三月份，舊金山教育委員會把種族研究課程列入了畢業要求的課程中，此外，他們向教育者下發了一份將被不斷完善的文件，這份文件列明了關於情緒處理和反對歧視亞裔的資源。
Vincent Matthews，舊金山聯合學區的總監，在三月份教育委員會的會議上點明了反亞裔情緒的存在，並在此後反復提及這個問題。
“新冠疫情已經帶來了很多的痛苦和煎熬，隨之而來的陰謀論把亞裔群體作為疫情的替罪羊，”Matthews 在三月份的會議上說，“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反對針對我們社區任何成員的暴力行為，而現在針對我們亞洲同胞的暴力行為正在增加。這是不可接受的，我們必須重申我們為每個人創造安全環境的承諾。不論是線上還是線下，你們孩子的物理和心理安全都是我們的第一要務。”
然而，華人進步會（Chinese Progressive Association）的一名政策總監 Lai Wa Wu 指出，盡管舊金山聯合學區舉辦了廣東話的市民大會，這個大會仍然感覺是在對著亞裔群體說話，不像是在與亞裔群體交流。
“與其說是要為亞裔群體提供更多的信息，這類會議的主要目的應該是為長期的交流創造空間，” 她說，“這包括在這種空間提供資源、嚴肅對待它，利用它來為亞裔群體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幫助他們做出更明智的決定。”
但對於 Choy 校長來說，解決方案不必過於宏大。即使是為孩子們提供黃色校車以避免在公共交通襲擊的簡單行為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KQED 采訪了 Amy Lee 和她的母親，Amy 是四月份返回 Gordon J. Lau 小學的僅有的 13 名學生之一。
春天回來的第一天，Amy 已經為上學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她穿著溫暖的小貓毛衣，肩上背著粉紅色的背包。
當 Amy 在春天回到學校時，她的目前 Joyce 松了一口氣。她在當地的 YMCA 做誌願者，為受疫情重創的家庭做救濟工作。Amy 回學校後，她就可以有更多時間參加工作會議了。
“我總是很高興能抽出時間做誌願者工作並幫助社區。但因為我們來自低收入家庭，我的能力有限，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幫助，” 她說。
因此，雖然 Amy 在數百名同齡人之前回到了學校，但 Lee 家也有許多同學沒有的優勢：她家和學校位於同一個街區。
Amy 知道她的同學今年在哪裏：“他們在 Zoom，” 她這樣對 KQED 的記者說，就好像 Zoom 是一個地點。
Joyce Lee 和她的女兒 Amy 於 2021 年 4 月 21 日在小學簽到
在我們一同走到 Gordon J. Lau 小學的路上，Joyce 談到讓 Amy 回到學校的好處，其中之一就是在疫情破壞了許多家庭的財務狀況時能夠幫助減輕家務壓力。
Amy 回到學校，照看孩子的工作減少之後，Joyce 或許能夠找到額外的工作來補充收入。她的丈夫在疫情期間失去了餐館的工作，他們還有另外兩個孩子：一個還在蹣跚學步，另一個已經上中學。
“讓我的孩子重返學校讓我感到安全，因為該市的新冠疫情已經降低了風險，疫苗現已上市，學區和學校已與家長舉行了關於重返校園的會議，”Lee 在春季學期說。
但抱有這種信任對社區的其他人來說可沒那麼容易。
“我認為我們的一些華人社區仍然害怕接種疫苗，”Choy 說。“我認為他們必須相信疫苗會起作用。我認為他們也必須相信我們的學校會保護他們的安全。他們將不得不相信，你知道，當他們坐上公交去學校時，他們會沒事的。”
這種信任是脆弱的，而且需要時間來贏得。它需要的不僅僅是一份翻譯好的傳單或一場來自學區的會議，它需要資源、努力和真誠的反復磋商。
但是為了確保秋季學期社區的安全，這種信任必須盡快在雙方間建立。
本文的一些采訪是在社區翻譯的幫助下用粵語進行的。英文原文由 Sophie Liang 為 KQED 翻譯。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