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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孔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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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私人的记忆，而国家记忆正由无数私人记忆编织而成。 我童年记忆中美国是头号敌人，“打败美帝野心狼”是从小唱的歌，红领巾时学校组织的游行示威，都针对美帝。我操练过红缨枪，戳向戴星条高帽的草人，带着莫名仇恨。直至青春叛逆期，始生出几许怀疑。
上一代不像我的记忆如同白纸。父母是抗战流亡学生，身历湘桂大撤退。年仅十八的母亲带领一群学童，从柳州跋山涉水往贵州逃难，一路颠沛于荒野丛林，靠盟军飞机撒的传单指路，美机扫射投弹封锁道路，阻止日寇追杀。
母亲是侨乡台山人，多有亲属在美国，其中一位就是盟军飞虎队昆明机场的地勤人员。然而父辈记忆已被深埋，被岁月挤压成黑黝黝的煤层。
那些烽火故事于我只是不可触及的倒影，惟独记得我家有一把水果刀，刀柄镌着USA徽记。文革破四旧，家人舍不得丢弃，便用粗砂纸把那个徽记磨掉，一如抹去不洁往事。后来始知，这并非水果刀，而是军用品。此为遥远敌国仅存的物事。
及至我远赴天涯当知青，越南抗美战争正硝烟弥漫，海南岛处于战备状态，就好比北大荒知青时刻警惕强邻熊迹。然而我已觉出，自珍宝岛冲突后，对苏修敌意越来越炽盛。与知根知底者失和结怨，恨意会比假想的妖魔来得更深。
史卷总有某个时段值得刻木记年。虽则整个七十年代都惊涛跌宕，没有片刻稍息，但1971无论对个人命运与国运都留下深深刻痕。这年我十九岁。有一大人物仓皇夜奔，葬身大漠，海南生产建设兵团严苛气氛为之一松，即便再拉满斗争弓弦，人心却绷不紧了。
及至这一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未琢磨出内中意义，只朦胧觉得有什么在酝酿，恰似热带台风登陆之前凝固的大气。
川河开冻，第一块浮冰撞击不动如山的冰层，细细裂缝便划出季节分割线。次年二月尼克松访华；四月中国乒乓球回访美国，第一站底特律，租用NBA活塞队的体育馆，竟然全场爆满，电视直播全美几千万人收看。到了纽约，主办方未料及如此盛况，只定在郊区长岛场馆。结果近万观众冒雨排长队，如同争睹外星人E.T降临。
此种心情我亦体验到了。1973年初夏我从海南回家探亲，适逢美国游泳跳水队访问广州。越秀山露天泳场被一万二千观众挤爆，其中就有从来没看过这个项目的我。彼时中国绝少体育赛事，荒芜看台临时修葺一新。
我坐在边角位置用望远镜观看，被植入如许年“世界人民公敌”的固定印象，美国人对我如同穿越而来外星生物。记得那晚越秀山被久违的射灯映照得郁郁苍苍。广州因缺电而黯淡无光，这晚半座城市都望见天际那团光曛，宛如冷灰中劈啪重燃的炭火。还记得中途骤雨滂沱，全场无人离席。
浩大的反帝宣传仍震耳欲聋，但人心已悄然改变，云层罅隙投下几缕星光，唤醒着尘封的集体记忆。1975年文革已近尾声，只是没想到仅一年就在天崩地裂的陨石雨和大地震后戛然而止。
没有熬不过去的长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我的命运与国运一同改变。
我成了后文革新锐作家，然而我这辈读过的美国文学，不外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惠特曼、斯坦贝克、海明威等；美国电影看的更少，连我父辈看过的《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鸳梦重温》等黑白片，都沦为严格限制的“内部电影”。未几“美国电影周”来了，《克莱默夫妇》、《金色池塘》、《矿工的女儿》、《转折点》、《星球大战》，这些电影对人性与心灵的刻画，令我心弦振荡。
其后中国大量翻译出版美国文学作品，我终于在文革后期内部出版的“白皮书”《在路上》、《麦田守望者》、《爱情故事》之外，汲取了更多美国当代文学新知。
摔碎的铜镜重圆，所见映像都是对方美好一面，尽管并非全属真实。总之，几乎整个八十年代都是中美蜜月期。美国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不吝赞誉，邓小平三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中国传媒对美国几无负面报道，对苏联则完全相反。
中美共同抵制1980莫斯科奥运会；两国联手支持阿富汗游击队抵抗苏联入侵，中国骡队络绎不绝穿越险峻崇山，支援抵抗者……历史的戏剧性超越了任何假说和想像。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令我印象至深。一是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受到除东道主外最热烈的欢呼；二是中国代表团摒弃整齐划一操正步入场，队形与肢体语言轻松活泼、自由开放。他们不再是严肃紧张的集体符号，而是鲜活的个体，却代表着恢复自信的国族。
我还有另一番感触。从父母一辈的故事可以感知，中美民间友好基础相当深厚，那是以前年代沉积下来的，由传教士入华、新洋务运动、赴美华工、反法西斯战争等历史律动凝固为记忆结晶。堪为对照，同为二战中的盟国，美国和苏联并没有结下值得珍藏的情谊。但和中国却不是，除非某个年代刻意要把这种感情束之高阁。
父母的记忆，由我这一代传承，认识首位美国人，正是中国乒乓球队访美时的美方翻译。他出身中美友好世家，父亲在冷战时就对华亲睦。七十年代末年这位翻译已跻身大学教授，他关注中国新时期文学，来华探访了许多作家。我的《在小河那边》由他编辑翻译收录进文革后第一本中国当代小说集《玫瑰与刺》（Roses and Thorns）。内里诸篇作品并非具备很多文学价值，只是蕴含中国解冻时期的新信息，尤其对美国读者而言。
我认识第一个美国作家，是1984年在广州接待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金斯堡久负盛名，我却从未读过他的作品，只知道他属“垮掉的一代”，是反越战、反体制的先驱。
我对艾伦·金斯堡的敬意，其实来自“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在路上》（凯鲁亚克）和《麦田守望者》（J.D.塞林格）。这两部小说对囿于暗室的文学青年，如偶尔闯入的灰蛾，突兀怪异，丑陋得美丽。这些令人疼痛的时代尖刺，戳破了主流社会的虚伪。中国在各个年代都曾有暗夜孤灯，在冷风中守护良知，点亮灵魂。然而文学的擎灯者是谁？我觉得惭愧。
及至我移居美国，才读了金斯堡的《嚎叫》。它颠覆我的审美，刺激我的感官，此时我才读懂金斯堡，也明白《嚎叫》缘何在美国一度被禁。这使得他的诗歌成为经典，他的名字成为象征。
在金斯堡之后，在美国，以某种思潮去鼓动民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正如法国在萨特之后，人们不再簇拥某一面旗帜。以宏大话语和高远梦境魅化集体意识，去为绝对真理加冕，思想霸权就会君临一切，美梦便化为梦魇。
金斯堡给美国梦抹上斑驳涂鸦，然后走进碑刻，成为过去。我也曾做过近似的事，当年写伤痕文学，从光束编织的神圣面纱抽出一根线头，看着它随风飘逝。没有人不成为过去，没有一个年代不成为历史。
金斯堡1997年因肝癌去世。2010年关于他的传记电影《嚎叫》上映，那是枯枝坠落长河溅起的最后涟漪，这个加速演进的社会对他冷落已久。我没有看这部电影，觉得读他的诗歌就够了。
我来美后与不少华语作家有来往，却未结识任何美国作家，艾伦·金斯堡便成为记忆绳结，如同《嚎叫》的首句“我看见这一代精英毁于疯狂”。他和我的八十年代链接，形同中美两国人民亲近的纽带，那是一段值得怀念的岁月。
不知不觉，那个年代已成为过去。破镜重圆的美好映像渐渐化为幻影，彼此的缺点终究暴露无遗，毕竟任何真实都不会是完美的。
其后时代脉络再度急剧律动，历史叙事被重构，一辈人的集体爱憎被重写，如同劲风放牧流云，迅速弥漫天空。美中关系之浓重阴影，个中复杂纠葛正交织成下一个绳结。
然而，我记得雨果的一句话：“哪里有阴影，那里就有光”。
以我所见，再坚厚的冰层，消融只是覆掌之间。父辈的记忆也曾被彻底改写，一旦开冻，须臾浮冰与泥沙轰隆俱下，重构河道流向，已被淘空根部的老树戛然倒下，历史新岸又在如烟葱绿中延绵展开。
虽则在任何年代和任何地方，都不缺许诺让国族重新伟大的强人，不缺把前路面临的挑战说成是假想敌的阴谋与威胁。这样的现成脸谱，美国就有一个。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两国关系恐怕再也回不到八十年代，也回不到《黄河绝恋》。须知价值观相左是长久和难以调和的，但政治却是短暂的，再厚的积尘也封杀不了人民对文明与自由的向往，也封杀不了民间宛似古莲种子一般的集体记忆。
没有熬不过去的凛冬，没有等不来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