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但有趣的是，请大家仔细想一想，左翼什么时候变得更极端了？是通过了更为极端的法案呢，还是制造了更为极端的社会事件？事实上，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客观地来看美国的社会政治，左翼所谓的极端分子，最多表现在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大学生的一些过于苛刻的要求。比如要求某个言论不慎的教授下台一类。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并不大。在议会立法方面，并没有超过奥巴马总统时代进行的左翼改革，比如进一步扩大全民医保。

拜登总统的基建法案，这是一个两党都认为该做的事情，也顺利地通过了，不能算作是左翼的主张。而左翼更想做的社会改造法案，并没有得到通过。左翼在促进美国社会公平方面，并没有明显的进展。

而相反，右翼的进展非常大。川普的上台直接催生了美国的国家主义和孤立主义，甚至一定程度上复活了种族主义。大规模减税并没有真正促进经济发展，也没有使美国企业回流，相反让政府债台高筑。奥巴马医疗覆盖的内容被一点一点地蚕食掉，而最近，很可能又要推翻 Roe v Wade 判例，使美国在女性生育权问题上倒退半个世纪。

所以平心静气地说，从川普上台的 2016 年开始，左翼并没有更加变左，反而是右翼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也许一些人会提到 BLM 运动，但这场运动是偶发的，是针对弗洛伊德被活活跪颈而死而爆发的，长期积累下来的美国种族矛盾。也许其中一些推倒雕像的做法有些极端，但也有情可原。比如说，你是一个中国扬州人，在扬州如果树立一个伟大的满族皇帝像，你肯定会觉得不愉快。满族人的辉煌，和我扬州人有什么关系呢？同样地，美国白人的独立运动当然是十分伟大的，但这种伟大，对于我一直被欺压的黑人，有什么意义呢？甚至美国独立运动本身，就带有保护自身奴隶制的因素。因为当时英国是极力反对北美奴隶制的。摆脱英国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奴隶制。所以只要你肯将自己带入黑人的角色和历史，就不难发现 BLM 中的过激行为，背后是有可以理解的原委的。但最重要的是，这并非是左翼策划和推动的行为，这一运动本身也并不代表左翼，而更多地，是代表平权运动。再说，川普煽动的 1 月 6 日攻打国会山事件，Charlottesville 游行的举着火把的种族极端分子高喊 “犹太人不能赶走我们！” 这些运动的猛烈程度和造成的社会混乱度，都比 BLM 要猛烈，甚至动摇了美国的国本。所以这种时候说左翼变得更极端，是不符合事实的。

如果排除小范围极端人士的做法，左右翼相互对比各自进展的话，应该说右翼在立法和制度层面的进展比左翼要大一些，而左翼在社会文化上则和右翼爆发了更严重的冲突。但绝对无法说左翼变得更为极端了。

那么马斯克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人的判断往往来自自己的感觉，马斯克这种感觉肯定是存在的，我们需要有一种解释，是什么给了马斯克这种左翼更极端，我只能变得更右翼的感觉呢？

昨天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评论给出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作者是Ross Douthat 杜泰，他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分析家和作家，也是大西洋杂志的编辑。请注意，杜泰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他强调宗教的作用，反对堕胎，抱怨社会颓废等等。但杜泰依然才华横溢，他曾经是纽约时报最年轻的专栏作家，到现在已经出版过六本具有影响力的政论书籍。

关于马斯克的这种感觉，杜泰分析说，其实马斯克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马斯克属于一种单纯的技术男，技术派。比较严肃的说法叫“动能派” Dynamist。Dynamist 的核心思想就是社会一定要不断地依赖技术的进步而进步，创造新的技术，发现新的原理，人类社会才能前进，因此认为阻碍进步的力量，都是错误的。听上去，Dynamist 更像某种极左派，恨不得天天闹革命的那种。但 Dynamist 和所有政治派别不一样，他们不太关心社会改变中最基本的衡量标准，价值。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Dynamist 不能说完全不关心，但他们更关注的是谁都不能阻止技术的进步。这有一点类似 “发展生产力就是硬道理” 这种观念。

比方说，如果国家集中投资高科技企业，Dynamist 就会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好”！如果为了保护隐私而拒绝数据共享，Dynamist 就会认为“隐私权并不那么重要”。实事求是地说，我自己时常觉得自己有点迷恋技术进步，但好在我清醒地知道 Dynamism 的弱点在哪里。

Dynamism 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就是人善论。他们首先假定了人不需要自我规定价值观，不需要在价值观的指导下发展自己。只要发展，就是好的，结果就是善的。所以极端一点来说，Dynamism 不会反对进一步研究原子弹。谁知道呢？说不定哪一天原子弹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开创星际旅行呢。但这种缺乏价值观引导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在Dynamism 面前，政治原则，社会稳定，道德秩序都是可以让步的，这是非常危险的。

理论就讲到这里。具体到马斯克，发生了什么呢？

问题出在了言论自由上。

对于来自中国背景的华裔，我们非常容易将一些西方成功的观念送上神坛，成为新的膜拜对象。没错，这是我们基因里的东西：缺乏批判精神。言论自由确实对于中国的进步来说非常重要，但言论自由本身，并不能被祭上神坛，言论自由也是有边界的，也是需要反思的。在我的节目中，反复多次地提到美国最高法院为言论自由设立的边界，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在奥巴马时代，社交媒体和应用于其上的新技术层出不穷，当时还看不到太多负面的社会影响。这个时候，整个社会氛围是拥抱新技术的。所以这个时候，Dynamist 马斯克同志，就是支持奥巴马和民主党的。还记得奥巴马的竞选口号吗？“我们要求变！” 左翼当时更加拥抱新技术，因为年轻人更适应新技术。整个 2010 年时代充满了一种信仰，认为新技术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自由。还记得阿拉伯之春吗？那就发生在 2010 年，而且政治影响确实就是靠当时刚刚崛起的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的。

但是，随着川普的上台。自由派突然意识到，不对，像川普和希特勒这一类煽动家们，更适应这种直接面对底层民众的社交媒体。人类追求自由的本能可以被社交媒体激发出来；同样地，人类的相互仇恨本能，也可以被社交媒体激发出来。事实上鼓动后者似乎更为容易。这个时候，自由派，或者说左翼，开始思考言论自由的尺度问题。多大尺度的言论自由才是能够被允许的？一旦言论绝对自由这个工具落入煽动家手中，民主立刻就会走向劣质化。而民主，就是自由派的价值观。

所以这个时候，左翼反而开始阻碍技术进步，要求对社交媒体进行更大的限制和更多的管控。作为Dynamist 的马斯克，就无法再和左派们同舟共梦了。

但是马斯克收购推特，杜泰认为，并不会对美国的政治市场造成太多的影响。他认为像推特这种群众意见广场，实际上依然是社会文化的下游地区。各种观念的产生和最初的推动，依然来自学院和政党智库这一类的机构中。下游如何泛滥，都无法改变上游的水流方向。因此他建议马斯克如果希望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需要去办马斯克大学或者马斯克智库。但我认为古代有挟天子以令诸侯，在社媒时代的民主国家，也会有挟民意以令诸侯的民粹力量。所以下游并不一定不能影响上游，他们之间有着强烈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