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面前的极权和民主 | 今日美政(附音频)

作者 | Eric
全文共3068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封面图来源: CNN

 

第58集

 

 

无论如何,新冠疫情都将是 21 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尽管这一事件是一个悲剧,但它也促进了人类科技,尤其是基因工程技术的重大进步。在mRNA疫苗取得重大成功之后,很可能是人类在癌症治疗方面的重大突破。要知道 mRNA 技术最初的研究方向,就是探索对于癌症的治疗方法的。

 

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为人类探索自己的自我管理和组织方式,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研究标本。人类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在社会管理方面,到底民主制度更有效,还是极权制度更有效?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哪一种制度更有效,而不是哪一种制度更道德。在道德问题上,这两种制度的对比基本上已经有了定论。因为即使是最极权的国家,他们也要声称自己是某种特殊形式的民主。这就是说,即使的极权制度的国家,他们也不认为极权制度是道德的,他们必须掩饰自己的极权制度。所以在道德问题上,也就是制度合法性问题上,这是一个基本上已经解决的问题。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哪一种制度更有效?道德的制度不一定是有效的。比如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显然是非常有道德的体育精神,但在实际的比赛,尤其是对抗性极强的足球,橄榄球这一类比赛中,这一道德显然会导致体育运动的发展极其低效。所以道德并不代表着有效。那么在人类社会自身的组织和管理上,哪一种制度更有效?这是缺乏定论的。

 

在民间的讨论中,大多数情况下讨论双方都带有一定的情绪和立场。我天生喜欢自由民主,我就会说民主制度更有效;或者我天生就崇拜英雄或者精英,那么我会说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有效的。这方面的比较就会很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如何将这一问题客观化?

 

而新冠疫情的发生,可能会成为这种比较的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

 

尤其是当中国的抗疫措施和全世界都不太一样的情况下,中国就成为了一个绝佳的研究标本。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社会管理制度下,在一些阶段上产生了极大的效率,而在另一些阶段上产生了极大的荒谬。我相信继新冠病毒成为人类研究的重点对象之后,社会学家们也会把中国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来研究极权制度在人类社会管理的优势和弊端。

 

如果作为严谨的社会学研究,那么我必须首先规范化什么是极权制度autocracy ,以及证明为什么中国的社会管理制度是 autocracy. 这些必要的步骤在大众传媒上只能略过,我们可以将这个判断作为一个假设前提来接受。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印度裔(孟加拉)学者的阿玛蒂亚森,他曾经获得过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在剑桥大学担任三一学院的院长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森教授在社会福利,社会公正和人类饥荒等方面的研究,是开创性的。

 

森教授在研究人类饥荒时发现,人类的饥荒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发生在极权制度国家的,而能够定期选举、有言论自由,公众能够制约政府的国家里,几乎不会发生大规模的饥荒。为什么呢?森教授的研究显示,所谓饥荒,并非是粮食不足。现代社会是一个物资丰沛的世界,世界上总有地方是有足够粮食的。所谓粮食不足,本质上是信息传递不通畅或者人为阻塞,使得粮食运不到需要粮食的地方。森教授说:“饥荒的发生总是源于某种社会管理的失败。” 。他认为饥荒的产生存在两种因素,一是统治者因为权力不受制约,因此缺乏政治动机去迅速解决饥荒;二是因为极权体系中存在信息流动不畅的问题,也导致统治者无法迅速了解灾荒的实际情况,从而耽误了救灾。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中国早期抗疫的活动中。在中国社会中,什么对人民是更好的,这个定义权不在中国人的选票中,也不在能够自由发声的媒体中,而在精英们的主观认定之中。在疫情发生之初,精英们认为维护社会稳定,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李医生发现了疫情的最初情况,但统治者缺乏政治压力和政治动机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解决了李医生。同时,由于信息流动的不畅,中央也不太清楚地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疫情之初,严重地耽误了对于疫情的管控。

 

但是极权体系并非没有优势。事实上军队中采取的就是标准的等级制度hierarchy极权管理模式,军队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高效,有一个前提,就是任务目标必须是简单而明确的。

 

当中国政府一旦反应过来早期疫情的严重性,这个时候,目标就非常简单而明确。他们采取的措施就是非常高效的。同样地,极权制度不需要考虑主流民意,没有权力授予方面的困扰,精英们可以直接为老百姓决定什么是最好的防疫措施。因此,在疫情管控的中期,也就是在疫苗普及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疫情管控的效率可以说在全世界都是鹤立鸡群,一骑绝尘的。

 

极权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发动机极其强劲的汽车。但其导航系统和转向系统存在巨大漏洞,探测雷达反馈系统的效率就更低。这有点像本田汽车。一个开玩笑的说法是,你买本田车,其实是本田公司是卖发动机,搭配汽车的。这是一个不太平衡的系统。

 

等到疫苗出现,尤其是 MRNA 疫苗出现之后。情况又变得复杂起来。是否采用 MRNA 疫苗,这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但却被掺杂了一些民族主义的因素。极权制度下信息不流畅,决策失误率高的困境又显现出来。中国错失了早期大面积接种 MRNA 疫苗的机会。这个强劲的发动机却没有能够在关键的时刻选择正确的道路奔跑。甚至连中草药都被用于对抗疫情,造成医疗资源的大量浪费。

 

而当疫情发展到上海封城,则显示出这种系统的某种完全失灵。封城导致的继发性的死亡数量(比如抑郁症的爆发、其他疾病得不到有效治疗,大规模检查核酸本身导致的病毒传播等等)甚至都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病毒的致病性和传染性已经发生了大幅的改变,但极权体系做出反应的速度依然显得极为低下,继续按照系统的惯性在运行。原因几乎依然还是阿玛蒂亚森教授所提出的两个原因:统治者完全无需担心自己的权力会因为人民的不满而削弱,权力不受控制;统治者得不到自由流动的信息带来的正确的信息反馈,权力难以做出正确决策。

 

中国文化传统上有着非常强烈的极权主义倾向。事实上很多中国老百姓也对我说,“我坚决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是为了我们好”。这一点我不反对,我也相信任何一个皇帝,都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国富民强,河清海晏。就连司马衷这样的傻皇帝都希望饥民们能吃上肉糜。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做是一个社会科学的科学问题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极权制度下,不是臣妾愿意不愿意做的问题,而是臣妾实在做不到的问题。极权制度虽然在目标明确简单的情况下可以达到高效,但在道路选择,政策制定方面,存在严重的信息采集方面的短板。

 

那么极权制度是否在不引入民主的情况下,改善自己的执政短板呢?这是可能的,鉴于篇幅原因,极权制度的自我改进内容,我放在今日美政网站 jrmz.org 的版本中播出。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