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介绍了在最近的几十年中，美国左派迅速崛起的情况。在美国有一个新词，叫“大觉醒” Great Awokening，指的就是这种左派运动的高潮。昨天我介绍了古德纳教授在上个世纪 1979 年就预言的，新的知识阶层的崛起一定会导致这之后的数代人的不断左倾，以及其背后的社会学原理。

在进行今天的节目之前，我必须提醒自己我做的是华语的节目。中国人在历史上有一个惨痛的教训，就是极左势力导致的中国上世纪中叶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因此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华裔，往往天然地谈左色变。这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倾向。但事实上共产主义运动在人类所有政治主张中，属于非常极端的极左派，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完全割裂历史和传统，采用一种历史主义的世界观，试图靠完全的人为设计重建一整套人类合作的新模式。这种体制也许在另一个星球上是可行的，但前提是那个星球上的人类有着和我们不一样的传统合作模式。在地球上，这样做会导致大量的反抗，而要能继续执行下去，就只能走极权道路。

关于中国的部分过于敏感，因此只能在今日美政网站 jrmz.org 的版本中播出。

激进改革的困难，说明两件事情。

过于理想化的基于理性设计的改革会割断人类和自身历史的纽带，导致很多人不舒服，最终导致改革失败。

如果理想主义者强行希望进行这样的改革，则必然导致极权，制造悲剧。

这两点都非常重要，因为这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基于理性的、人为设计的新的社会形态都是错误的。我们需要避免走另一个极端。事实上，美国这个国家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启蒙时代，尤其是霍布斯、洛克、卢梭、密尔等人重新解释了一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按尤瓦尔赫拉利的话说就是重新讲了一个故事。再通过孟德斯鸠设计的三权分立理论，在这些理性突破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人类第一个没有国王没有贵族的共和国。美国的成功在于反复地征求参与者的意见，不断地和这场改革的每一个参与者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一个最大的重合共识。这个新的共和国，才踉踉跄跄地走到了现在，但这依然是人类理性的一个伟大成功。

一个成功的社会改革，往往是依靠不断地妥协和不断地谈判，才能艰难，但稳定地推行。那种一定要压服自己的反对者的做法，看上去雷厉风行，横扫落叶，但只要一个轮回，落叶又会铺满大地。

说到这里，我还没有开始谈美国左派的崛起。但我觉得这种铺垫是值得的。首先我希望我的听众不要对左派有一种天生的成见，人类的进步，至少我们华裔今天不再受主流社会歧视，根本上是都是左派推动的。其次，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今天的激进的左派存在的问题，以及潜在的对民主的威胁。

大多数美国的社会学家认为，左派运动大约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衣食无忧的新一代美国人的价值观逐渐从以获得物质为中心，转向了以个人价值的实现为中心。新的知识阶层的产生使得理性主义抬头。老一代左派所关心的主要还是贫富差距和种族平等，而新一代的左派关心的则更多是环境问题和社会文化的多元化。

美国在八九十年代出现了新兴科技产业，这时候人口的分布开始改变。大量充满活力和野心的知识阶层的进入了大城市或其周边，而教育程度不高的则留着了乡村。进步和保守两种势力在地理位置上出现了各自的集结地，两个人群在情感上相互开始疏离。美国社会的分裂大概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有一项社会学调查发现，从 1990 年代开始，原来对很多话题持宽容态度的自由派，也就是左派，开始越来越难以容忍一些他们认为落后于时代的说法了，比如说男权主义、宗教极端，恐同性恋和种族傲慢。左派的宽容度明显下降。事实上，在宽容度这个问题上，自由派和保守派出现了互换。原来保守派对于有争议的话题，比如不信上帝，堕胎和同性恋等是缺乏宽容的。但现在保守派反而相对于自由派来说，对他们反对的意见相对宽容，而自由派则恨不得立刻快速清除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比如说哪一个大学教授说了政治不正确的话，学生们会立刻要求学校开除这个教授。我们可以说保守派是因为势弱才变得不得不宽容，但自由派这种咄咄逼人的架势，确实也引起了很多中间民众的反感。

与此同时，依然持保守派观念的人发现自己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他们无法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主流媒体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职场中或者课堂上一不小心说出来就可能面临严重后果。保守派从原来占优势到现在处于绝对的劣势，整个转变的过程不超过三十年时间。

为什么左派的政治意识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呢？这有很多种解释。当然，请大家记住，这种改变的底色，依然是知识经济和因此带来的理性主义占了上峰，以及对传统的蔑视。在大学里，尤其是在行政管理阶层，自由派的人数和保守派的人数之比，是 12 比 1 。

在此之上，还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在白人的自由主义者中，他们因为蔑视传统和种族联系这种所谓落后的观念，因此他们对自己的种族、文化乃至宗教都缺乏归属感。比如说，当我说我是中国人，我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豪，这种自豪也许非常浅薄，但因为过去的教育也好，因为人性也好，我多多少少会和中国人或者华裔有一些亲近感。但是，当一个白人说自己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时候，他的这种自豪感会少很多，甚至，他会有负罪感。当一个人不再以民族、文化、宗教来标识自己的时候，他能标识自己身份的是什么呢？啊哈！我是一个光荣的自由派！因此，这个时候，政治意识变成了身份的标识，因而变得凸显起来。

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团体中，毫无疑问，白人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大家知道白人占比例第二高的群体是谁吗？没错，就是所谓“白左”群体。就是那些激进的要求社会公平要求平等对待少数族裔和要求减小贫富差距的群体。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对美国社会进步的失望，导致左派有些绝望。民权运动和黑人解放运动争取了这么多年，黑人的境遇依然十分糟糕，黑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依然只有白人家庭的一半，犯罪率高，社会种族矛盾严重。我们在社会调查表中可以看到在最近的十年中，突然在自由派，尤其是自由派的白人中，同情黑人的比例明显增高。在过去，大多数人还认为黑人应该为自己的境遇负部分责任，既然其他少数族裔都没有特殊待遇，那么黑人也不应该有特殊待遇。但在最近十年中，这一比例发生了大幅度逆转。绝大多数（60%以上）认为黑人的遭遇主要是社会责任，黑人应该受到特殊待遇。

左派的这种极端化，当然也刺激了右派，比如在一些保守州，甚至出台法律禁止一些左派言论。但这仅仅是对左派的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 禁止右派说话的一种回应。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两派的斗争，已经逐渐开始威胁到我们民主的根基：言论自由了。在这方面，左派有着不好的前科，著名的美国左派运动家马尔库斯，被称为是“新左派之父”，他就非常支持取消言论自由。这是左派最遭到诟病的地方。

无论是什么原因，左派需要避免自己陷入“让大多数人感觉到不舒服”的境地。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传统和现状有一定的尊重。中国人讲“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激烈的改革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一个真正的理性主义者，应该明白理性本身的缺陷，以及达成自己目标的现实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