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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Venessa Wong
编译:Yanzi
字数:1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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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来自原文
前言:在纽约市,近四分之一的华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艰难谋生,他们似乎是被遗忘的族群,社会保障机制并不是为他们所设计。贫困跨越几代人,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在底层艰难谋生的华裔移民往往无法获得旨在帮助生活贫困者的“社会安全网“的保障——部分原因是”模范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自疫情开始以来,它在纽约市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本文翻译自Buzz Feed 发布的·文章,原文作者 Venessa Wong,文中配图来自原文。
“在纽约市,近四分之一的华人生活在贫困中,更多的人在挣扎。其后果跨越了几代人…”
“他为自己的自由而死”
法拉盛皇后区
2021年9月1日晚,飓风”艾达”登陆美国东海岸,密布的乌云很快变为倾盆大雨。冷鸿升(音译)和家人在纽约市皇后区的地下室公寓里躲避飓风。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了对生命造成威胁的洪灾的手机警报,但只用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人们必须主动登记当地的计划才能收到其它语种的公共警报。
晚上9点左右,湍急的洪水使冷家附近的维修孔盖像小喷泉一样喷着水,砰的一声又一声,在街道上回响。派克大道上的积水很快达到1.2米深;地下室也被淹没了。被困在外的人们爬上车顶避难。警察费力地涉水巡逻,询问是否有人需要帮助。
但是,在这一夜的混乱中,没有人想到冷鸿升一家。
冷鸿升一家和越来越多的美籍华人一样,并不像“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所描述,说亚裔美国人是向上发展的、安静的、不受种族主义问题影响的,这样的“迷思”常常主导着政治讨论。反之,像冷先生一家那样,在成年之后来到美国的移民会发现帮人摆脱贫困的现行制度并不是为Ta们设计的。
这些移民由于自身英语水平有限,专业证书在美国不被认可,Ta们可选的工作很少,最终往往只能打黑工(不计入账,不向劳动管理部门和社会保险机构申报的工作)。这类工作使移民们既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也只能从最底层做起。
由于多年在自己的祖国工作,在美国工作年限不足,这一移民群体无法获得足够的401(k)退休福利计划(雇主为雇员提供)的退休金和养老金,也就无法舒适地退休。更别说有什么家族遗产能让Ta们生活无虑,或帮助自己的子女向上发展。
在美国,工作经历和代际财富很大程度决定了家庭的储蓄和应急资金。这一移民群体就像美国破败的社会安全网中的“漏网之鱼”,即使掉下去了,也没什么能接住Ta们。
统计数据显示,在纽约市,四分之一的华裔移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美国其他城市和地区,亚裔社区中非华裔的群体的情况也是如此。
想当然地认为华侨或其他亚洲侨民“非富即贵”不仅是错的,而且有害。社区倡导者说,政府拨款给华裔低收入社区的资金比例过小,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是原因之一。
其后果是,在这个全球最富有的国家里,人们的死伤明明就在眼皮底下发生,却往往被忽视。
当仇恨犯罪的浪潮席卷美国时,年老的移民夫妇仍得靠捡罐头谋生。疫情爆发前,一个中年男子一直靠打黑工谋生。一个有事业心的第二代移民,他的创业雄心只会让他受挫。在食品分发处排队等候的祖父母们讨论着对下一代的梦想。一个有前途的学生考上了著名高中,却难以出人头地。一个终于团聚在一起的家庭住在一间地下室公寓里,飓风来袭时,公寓里淹满了水。
冷先生在中国接受大学教育,曾是建筑设计师和画家。26年前,50多岁的他持临时签证只身来到美国,把妻子沈爱华(音译)和女儿玲(音译)留在武汉。签证过期以后,他成为纽约市约10万多名无证亚裔移民的一员,很难找到工作。
冷先生的姐夫沈立斌(音译)说,冷的梦想是在美国开一家画廊,如果不成功,不想回国蒙羞。多年过去。他的健康问题不断,动了几次大手术,也就无法从事餐馆这类对体力要求较高的工作。加上冷先生几乎不会说英语。多年来,他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在街上卖画,在一家平面设计公司接点零活。
十年后,他的妻女终于与他在美国团聚。他们只能住进地下室,在纽约这个全美房租市场最贵的地方,有5万多间非法改造的地下室。
冷先生一家人偶尔靠拾荒度日。一位邻居说,冷先生会捡一些瓶瓶罐罐,设法修理和贩卖电子产品。但他会把卖不出去的东西和破损的零件散落在别人家门口,让这位邻居很恼火。他们居住的法拉盛区是华人聚居地之一,经济有困难并不罕见。
冷先生居住的地方(从邮编统计)有超过70%的居民是亚裔,每4个亚裔中就有1个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其中华裔占那里亚裔人口的四分之三。
城市记录显示,有人匿名投诉了冷先生一家居住的楼房,政府发出了6份违规通知。最近的一次投诉是在2007年,指出该楼房的车库和地下室被非法改建为公寓,但检查人员无法进入。两次检查无果后,投诉便结案了。这个物业业主是EW Escrow,对BuzzFeed的评论请求不予置评。
沈立斌说,妹妹爱华并没有坦诚告知她的处境。”她在美国时,从未告诉过我们任何负面消息,总是说一切都很好,”他说。”如果我知道她的生活状况,作为她的哥哥,我会立即让她回国。”
9月2日上午11点42分,雨势消退后,警方接到了一个911报警电话。紧急救援人员发现一个地下室没有必备的第二出口。建筑部的记录显示这栋两户居住的楼房被改造成七户居住。在地下室里,一名男性和两名女性被发现失去知觉,没有反应。急救人员当场宣布他们死亡。
冷鸿升82岁,他的妻子沈爱华65岁,他们的女儿玲31岁。
在纽约法拉盛,冷先生一家居住的大楼车库上贴着一张驱逐令
在中国,直到四天后,沈家才通过美国的一个社区组织得知他们的噩耗。沈立斌瘫倒在地。他听说纽约下暴雨,但不知道妹妹一家住在地下室里。他从来没有想过妹妹一家会有危险,也没有想过纽约市的紧急服务会在那天晚上崩溃。
“冷鸿升有去美国的自由,”立斌说。”当我听到美国梦的时候,我唯一想说的是,他为他的自由而死。”
飓风”艾达”引发的大洪水造成11人死于地下室,大多数死者是亚裔,包括中国、尼泊尔和印度-加勒比海家庭。
冷先生家住过的公寓很快就要被拆除,他们在美国生活留下的痕迹也将会抹去。在房子的前门,一块褪色的牌子上印着象征吉祥好运的”福”字。
“一张社保支票是不够的”
哈莱姆区
住院中的马耀泮 (Yao Pan Ma,音译),图源由Karlin Chan提供
2018年11月,马耀泮(下文我们就称呼他为“老马”)和妻子告别中国的儿孙,来到美国开始新生活。才过一年,老马夫妇在唐人街的公寓不幸被大火烧毁,他们别无他法,只能投奔妻子年迈的父母,住在哈莱姆区一个政府住房项目中。在哈莱姆区的居民,几代人都面临着种族主义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
2020年3月,纽约因疫情“封城”,曾在中国做点心师傅的老马丢了他在唐人街餐馆做饭和洗碗的工作。
61岁的老马在美国的工作时间太短,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90多岁高龄的岳父母的社保金加起来还不到1000美元,难以供四个人生活。
家庭和社区倡导者的发言人陈家龄先生(音译,Karlin Chan)说,”对于四个人来说,就算怎样节衣缩食,说到底,一张社保支票是不够的,”
不得已,2020年,老马和妻子开始靠捡瓶子和易拉罐来维持生计,每收一个瓶罐就是5美分的押金。
疫情对刚到美国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亚洲移民的打击特别大。在美国,有退休收入比拿养老金或社保金更稳定,依靠政府公共计划补贴并不总能满足老人的基本需求。社保金的高低取决于个人的收入历史,低工资的工人或较晚来美国的移民领取的社保金数额较低。
这样的制度对美国亚裔社区老年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根据社会保障局的报告,亚太裔男性的年社会保障金收入比美国男性平均值少14.5%,亚太裔女性社保金比美国女性平均值少11%。根据人口普查数据,65岁以上的亚裔中有11.7%的人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而白人的这一比例为7.3%。
当新冠疫情来袭时,针对亚裔的暴力种族主义的报道越来越多。2020年,旧金山一位华裔老人家在捡可回收垃圾时被人嘲弄、攻击和抢劫,事件视频中还能听到旁观者说:”我恨亚洲人”。一年后,来自泰国的84岁老人Vicha Ratanapakdee被人推倒后不幸死亡。
纽约61岁的菲律宾人Noel Quintana在地铁上被人用刀砍伤脸部;洛杉矶的韩裔美国老兵Denny Kim被两个人无端殴打,殴打者还喊着”ching chong”和”中国病毒”。2021年3月,在亚特兰大发生的按摩店枪击案中,8人被一名21岁的男子杀害,受害者中有6人是亚裔妇女。
2021年4月23日晚上8点15分左右,夜晚无云且暖和,老马在哈莱姆区第125街捡瓶子时遇袭。袭击者是一名49岁的男子,有视频拍到了他从背后接近老马并将其打倒。
根据袭击者后来向警方所作的陈述,事发时他心想,”我不会让你站起来的”。他不断踩踏马先生的头部,直到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浑身是血。医务人员将老马送往哈莱姆医院中心,在那里,他被诊断脑部出血和面部骨折。
因袭击被捕并受指控的男性贾罗德·鲍威尔(Jarrod Powell)在证词中说,一个”韩国人”和一个”日本人”抢劫和袭击了他。他还说,其中一个人就是老马。根据法庭记录,他”未提供任何与描述所谓的抢劫犯有关的细节,只是说他们是亚裔”。纽约市警察局将这一事件统计为2021年前三个月的80起反亚裔仇恨犯罪报告之一。鲍威尔和他的律师拒绝了采访请求。
老马仍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妻子因为害怕,不敢继续捡瓶子,做了几个月的家庭保健助理,但现在又失业了。马家发言人陈家龄先生说:”老马妻子还惊魂未定”。
陈先生最近一次去医院看老马时,几个月来不断恶化的营养不良使这个受伤的老人的身体变得虚弱,陈先生形容老马就像”一具木乃伊”。陈先生说:”他醒来的机会日渐减少。每次我去看望他,就有种怒火中烧的感觉。”
11月初,老马被转入临终关怀中心。妻子在探访时仍然播放中国古典戏曲,希望他还能听得到。
陈先生说,当他看到周围的华裔移民每天面临的困境,他不禁想到150多年前的移民,被太平洋彼岸的”金山”传言吸引到加州淘金,”很多人来到这里后,才意识到街道两旁不是黄金,而是垃圾和粪便。”
*在2021年的12月31日,马耀泮先生已因伤势过重而不幸去世。
“我原以为我到了天堂”
南布鲁克林区
历时14年的移民申请后,50多岁的俞先生(因为担心打黑工的经历,所以只用姓来表明身份)带着妻女在2019年7月抵达美国。俞先生一家离开了中国广东的台山前往纽约,早期移民中许多人来自台山,他的姐姐就住在纽约。
2021年11月21日,纽约州南布鲁克林区的于先生
他在布鲁克林区一家中国人经营的房屋装修公司当合同工,勉强维持生计。他每天大概能挣100美元,属帐外收入,有时每天都有活干,有时一个月只工作一周。
他借着翻译说,”我想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什么,未来会怎样,这真的是我的梦想。”
俞家搬进格雷夫森湾附近的一居室公寓,俞和妻子睡卧室,女儿睡客厅。俞做兼职,妻子通过纽约州规定的培训,成为一名家庭护理员。女儿则就读纽约的公立高中,刚来时不会说任何英语。
在疫情开始之前,俞家才刚安顿下来。俞先生很快发现他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因为他未曾申报工作。那时妻子刚刚完成培训,开始做家庭助理,每小时能挣15美元。但纽约每天有数百人因新冠去世,她担心自己会感染病毒,便辞去了工作。她的自愿离职使她失去领取失业救济金的资格。女儿参加远程学习,切断了她与社会交往的联系,使她难以适应新环境。
几个月过去了,一家人很少出家门,也没有收入。
像俞先生这样的中年移民,财务稳定可能十分脆弱,没有世代相传的财富,甚至没有应对财务危机的应急储蓄。为了能在短期内生存,许多人以牺牲长期生活所需的福利为代价而打黑工。
《公共卫生前沿》(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在2021年刊登了一篇关于年长的亚裔美国人的论文,其中提到,即使那些申报收入的人也可能没有资格享受所需的公共福利,比如联邦政府的医疗保险(Medicare),因为Ta们在美国的工作年限太短。疫情又进一步加剧了那些缺乏生存手段的人与那些拥有生存资源的人的贫富差距。
由于没有收入,俞家无法支付每月1500美元的房租。俞家移民申请的担保人是一位已退休的家族朋友,他同意在法律上为他们提供援助,已经帮他们垫付了几个月的租金。
但是,没有收入,又无法获得政府救济,俞家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做了所有美国人都会做的事:借钱。俞家没有信用记录,所以贷款来自家人。他们尽可能少花钱,吃的是当地公立学校分发的免费食物。
当城市重新开放时,俞的妻子重返工作,每周为一位中国老人做六天的家庭服务员,但这不足以支付他们的日常开支,更不用说积蓄了。俞先生也在一家中国人经营的窗户制造商找到了一份每周工作六天的工作。
“当我刚来这里时,我以为我到了天堂,但在这里工作更辛苦。”58岁的俞先生说。”我在中国不必工作那么多个小时;现在我们两个人每周都要工作六天。这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当问到,美国的生活在哪个方面会更好吗?他说:”空气质量。”
俞先生想学英语,但是每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时,很难抽出时间来学习。尽管纽约市提供免费的英语课程,但难以满足需求,有些课程还设有候补学员名单。
也许假以时日,现在年满16岁的女儿能帮助这个家庭过上他们想象的生活。因为疫情,学校关闭,她在美国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就像其他许多学英语的学生一样,艰难地追赶学业。
俞先生说,”我们希望女儿能如龙似凤,翱翔在高空。”
“问题一直存在,但没有人谈论”
曼哈顿中国城
2021年11月20日,莫志联(Patrick Mock)在他位于纽约市唐人街的家中
27岁的莫志联是第二代移民,从小怀揣美国梦,长大想成为一名商人。他经营一家中式面包店,为填补收入,还在卡片交易大会上销售神奇宝贝(Pokémon)的卡片。他一直住在唐人街的一栋廉价公寓楼里,租金是每月700美元。
他像许多年轻的企业家一样在奋斗,但没有能帮助他成功的家族财富。
他说:”我的浴缸在厨房里,我的厕所在走廊里。”这栋楼和唐人街的其他出租楼一样,是因种族主义攻击和歧视而形成的族群聚集地,到处都是”老鼠胶和捕鼠笼”。
虽然他的父母亲来美国为了给下一代提供一个更好的未来,但莫志联说,”我还是低收入阶层”。
莫志联的父亲是一名厨师,他在马萨诸塞州工作,每周有一天回到纽约的家中。母亲在患上乳腺癌前在一家托儿所工作。他们一直生活在曼哈顿下城的唐人街,周围的人从事的都是低收入工作,有勉强维持生计的老者(有些人靠贩卖赌场的赌博券给乘坐赌场班车的人为生),还有收银员、出租车司机、餐馆工人、送货司机和家庭保健助理等等。莫志联说:”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没有人谈论它。”
大约六年前,莫志联上大学的第一年时,他向朋友和家人借钱,并卖掉了一些有价值的交易卡片,投资了唐人街的一家餐馆Joy Luck Palace。”我爸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我不得不四处打听,”他说。”你需要信用。我那时没有信用,获得个人贷款就是通过朋友和家人。”
莫志联说:”当你白手起家时,你会想方设法抓住每一个能崛起的机会。”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当一个商业伙伴离开餐厅时,莫志联在2018年主动接手餐厅,成为餐厅老板。但他很快发现账面上的巨大赤字;餐厅没钱了。就在他接手的几个月后,电气公司在午餐轮班期间切断了餐厅的天然气和电源。生意就这样结束了。接着,房东和供货商来找他要钱。再接着,工人们起诉业主,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
当时莫志联才24岁,他形容自己”年轻、笨拙、天真”。当接到法院诉讼时,他还在上大学,并在一家DJ公司兼职跑腿。他说:”我被吓坏了,”他没钱请律师,还要准备期中和期末考试。当他和其他被告没有出庭时,也就默认原告获胜。工人们说,到今年Ta们还没有收到报酬。莫志联还得偿还餐厅的未缴税款。
莫志联仍在追梦。他说,”关于美国梦,就是人们告诉你,’跌倒了,拍走身上的灰尘再站起来”。
对莫志联的父亲来说,来美国是一个长达十年的旅程。他在1950年代离开中国,当时美国严格限制除北欧和西欧以外国家的移民,所以他先去了巴西,并在那里生活了10年,那段时间的中国有数百万人在大饥荒中丧生。莫爸爸最终成为一名归化的巴西公民,以便绕过美国的限制,就在美国刚向其他地区的人开放移民前,他在1964年进入美国。莫志联的母亲则是在1980年代来到美国,那时的政府正大幅削减社会福利项目。
当疫情使一切停滞不前时,纽约亚裔的失业率飙升至近26%,是所有种族和族裔群体中失业率最高的,超过了纽约市整体20%的失业率。一个包括唐人街部分地区的邮编被排除在城市低收入地区的贷款计划之外,因为那个邮编还包括富裕的、以白人为主的Soho和Tribeca社区。
唐人街与白人社区相邻成了企业主寻求帮助的障碍,这几乎也是其它亚裔美国人社区与白人社区相邻时会遇到的问题。
唐人街因封城遭受经济重创。前总统川普戏称”中国病毒”,助长了仇视亚裔的心理,可能使顾客望而却步。失业的人聚集在哥伦布公园,有些人晚上就睡在纸板上。还有从其他城市来的失业餐馆工人涌入纽约中国城,希望找到新的机会,却一无所获。
2020年8月,当纽约市逐步重新开放时,市长白思豪于访问了唐人街。莫志联在街上找到了市长,想要得到”更大的希望,更多的信心”。他希望市政厅能帮助在周末时不让汽车驶入街道,增加户外用餐的座位,就像小意大利一样。增加街道装饰灯,营造一个更喜庆的环境。
但在路人视频中,市长被拍到在莫志联动情哀求中途漠然离开。这一短暂的交流在当地引发了轩然大波——这是美国白人长期对唐人街居民漠不关心的标志。
莫志联与市长交谈的视频,来源Twitter @elizameryl
莫志联说,社区一直在合作寻找其他支持渠道。莫志联通过纽约州议会议员牛毓琳(Yuh-Line Niou)认识了一位私人捐助者,在得到捐赠后,他一直在向唐人街无家可归的人分发免费食物。
随着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的不断升级,人们开始关注亚裔社区的困境,谷歌和非营利组织亚裔美国人平权会(Asian Americans for Equality)着手资助莫志联的工作,包括在莫特街(Mott Street)安装新的街灯。莫特街是曼哈顿唐人街的一条历史性走廊,两旁有餐馆、杂货店和礼品店。
当新冠疫情促使莫志联去帮助他身边最缺乏服务的人时,他形容自己属于”甜甜圈洞阶层”:许多工薪阶层美国人正从美国安全网的中间位置直接下坠,因为收入太高,没有资格获得公共援助。
莫志联说他的挫折在美国很常见,美国一直吸引着那些愿意为获得一个“向上流动”的机会而做出牺牲的奋斗者。他说:”这是一片移民的土地。我们都在逃避一些东西,想要更好的东西。”
“我们又穷又老”
曼哈顿下东区
2021年9月27日,在纽约市下东区,居民们从非营利组织UA3那里领取食物和其他物品。UA3每周两次在办公室外赠送食物,每周服务约600人
9月一个温暖的早晨,上午10点左右,离莫志联居住的廉价公寓不远的威廉斯堡桥附近一个食品分发室外已经排起了长队。这家由非营利组织UA3经营的食品配餐室每天接待750人,几乎每个排队的人都是华裔老人家。
队伍中一位67岁的葛(音译)女士说,她刚刚从家庭助理的工作中退休,家庭助理工资是最低工资,每小时15美元,每周27小时。12年前,她是中国南方的水稻农民。她看着等待领取食物的人们自嘲道:”我们又穷又老,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排队的原因。”
与其他接受BuzzFeed新闻采访的人一样,为了保护隐私,葛女士要求我们只透露姓氏。她现在靠每个月540美元的社保和女儿能提供的任何帮助来维持生计。她说:”我甚至付不起房租,房租是每月900美元。”
食品分发室的志愿者在快节奏地工作着,每天工作9小时,拖动和拆开沉重的食品箱和疫情期间用品,如洗手液和口罩。其中一名志愿者是余威廉(William Yu,音译),他在夏天失去了在一所社区大学的工作,目前正处于中风后身体恢复期。60多岁的人要重返工作是难上加难。五十年前移民到美国的余先生现在靠退休储蓄金生活。
2021年9月27日,纽约市, UA3的志愿者于威廉先生
那天早上,人们在UA3外沿着步行道排着队,有些人的手推车上印着大公司的标志,类似于促销赠品,有些人戴着帽子,打着太阳伞。街对面也排着另一队,主要由东亚人组成,在乌尔班纳愿景组织(Vision Urbana,一家与拉美裔和亚裔居民合作的非营利组织)经营的食品分发室外绕着街区排着队。两条队伍就像镜像的线条,在一天中不断移动,但似乎从未变短。
接受UA3配餐的一些人是1980年代来到美国,那时中国的贫困率超过80%;一些人在1990年代来到美国,那时中国仍有大约7.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有一些人是2000年后来的,那时中国经济发生剧变,飞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仍有数百万人在这一增长时期被甩在后头。来美国的有些人是来自农村地区,不会说英语,在缺乏机构支持的情况下,生活艰难。
在食品分发队伍里61岁的陈女士特别活泼,她说她五年前随儿子来到美国,找到了家政服务的工作。她要照顾两个客户,其中一个每周有三天需要全天候24小时护理。在这24小时中,她只能拿到13个小时的报酬,因为州法律限制她一天可以工作的时长。她说:”我每周只回家两次。”
拄着助行器排队的88岁林女士说,她的家人于1985年来到美国,但她和丈夫甚至他们的子女还是生活艰难。为了帮助子女出人头地,她在这些年里照看五个孙子孙女。林女士和丈夫现在每月能领300美元的SNAP福利。他们在老年住宅区的租金是有补贴的,租金刚刚涨到300美元。
所以,免费食品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像许多其他移民一样,她和丈夫希望他们的牺牲能换来后代的成功。
UA3的共同创始人是正在读大学的洪尚恩(Sean Hong,音译),他的父亲洪东(Don Hong,音译)是UA3的主席。洪尚恩较早注意到破败的制度对移民家庭的伤害。他曾在PS130上学,一所唐人街为大量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服务的学校,根据联邦政府数据,学校亚裔学生的比例为88%。洪尚恩说,他的许多同学没有电脑或互联网,所以他和父亲努力筹集资金,为有需要的学生购买设备。
UA3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66岁的李健华(Kin Wah Lee,音译)说,她在纽约州心理健康办公室工作的30年中,目睹了机构对移民社区的忽视。她说,不会说英语的病人经常被误诊,有些人被当成精神病患者,被关住院太久。她也是纽约亚裔美国人心理健康联盟的共同创始人,敦促纽约州政府满足来自亚裔移民的需求。
2021年9月27日,洪东(左)和李健华在纽约市UA3的办公室里
UA3在没有任何市政府资助的情况下运作,但在2021年,从布鲁克林区长办公室获得了1万美元的资助。根据一个研究和倡导团体,亚裔美国人联合会(Asian American Federation)的数据,从2002至2014财年,为亚裔美国人服务的社区组织仅获得城市社会服务合同资金的1.4%。
亚裔美国人联合会研究和政策主任Howard Shih(霍华德·施)说,语言和文化障碍导致许多亚裔移民社区缺乏对政府公共项目的认识,而政府的宣传通常做得不够,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于种族成见的错误假设。
施主任说,”我们看到模范少数族裔的迷思对社会资源分配的影响。我们有许多需要支持和帮助的人。由于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即使人们确实看到了贫穷的迹象,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问题。”
2021年纽约州预算中包括1000万美元,用于打击反亚裔暴力,并在疫情期间为亚裔社区提供经济救济。纽约州议会议员牛毓琳在一份声明中说,”年复一年,亚太裔社区的需求总被州预算抹去,这是数十年支援不足之后获得的资金。”
“这是家”
曼哈顿桥附近
2021年9月27日,在纽约市,林威廉在排队等候从UA3领取食物和其他物品。
36岁的林威廉(William Lam)是当天上午UA3队伍中的一位年轻人。
20年前,林还是斯蒂文森高中的学生,这是曼哈顿排名前列的公立学校,如今成为纽约市不平等和种族隔离的教育体系中一个有争议的象征。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有72%是亚裔,而在纽约市公立学校,大约三分之二的学生是非裔或拉丁裔。
招收有天赋的学生的专业高中(包括斯蒂文森高中)的大多数亚裔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专业学校的亚裔学生的贫困率高于该市的整体学生的贫困率。
林的父亲曾在唐人街开一家熟食店,但在林2岁时因癌症去世。他的母亲做家政服务和在学校食堂工作。在过去的30年里,他们一直住在下东区曼哈顿桥和威廉斯堡桥之间的一座16层砖塔楼的政府住房中。纽约市住房管理局的数据显示这里26%的住户是亚裔。
他们的一居室公寓的租金是每月500美元。由于家庭收入较低,他们有互联网、电话和电视套餐的打折,将每月的账单降至200美元。
高中时期对林来说是很艰难。同学们”会向我扔纸团,向我扔粉笔,而老师却不怎么管。”他的科学课也学不好。2001年9月11日,林正在上体育课,两架飞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大楼,距离斯蒂文森特高中仅几个街区。
“我听到巨响,就像飞机的声音。速度快。声音大。接着是撞击声。”911袭击发生后,他跟不上学业,最终退学。
“有时,我无法实现他们的梦想。”
林偶尔在一家电子游戏商店打工,但收入主要是每月700美元的社会保障残疾保险金,他要求不公开获得残疾保险金的原因。
“我很难找到工作,”他说。
平时林一般打电子游戏,与朋友叙旧,和母亲一起看港剧。”[我的父母]希望我快乐,”他说。”他们当然希望我从学校毕业,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有很多事情是我无法控制的。有时,我无法实现他们的梦想。”
林想开自己的店,但没有资金。他的母亲在膝盖受伤后提前退休,需要家政人员照顾,大多数时候都待在公寓里,从窗边她能看到附近的医院,看看路边的行人。
林说,”这是家,”并补充说,如果过了30年,”很难想象会搬家”。他说,母亲在这里很开心,”她说她会死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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