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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HANNAH QU
原载 | Yale Daily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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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疫情限制国际旅行，燕子应该早就会和他相恋多年的男朋友在美国结婚。相反，在2022年时，他的男友留在中国，而他狐身一人在纽黑文，在斯特林纪念图书馆读书，与法学院的教授见面。
彭燕辉，人称“燕子”，是法学院蔡中曾中国研究中心2022年春季学期的访问学者。受该中心高级研究员达利斯·朗格里诺(Darius Longarino)的邀请，他目前正在研究同性父母养育问题及其对中国LGBTQ权利的潜在影响。
燕子的研究兴趣源于他作为中国“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的创始人和前任主任的工作经历，这是一个通过中国的法律体系推进同性恋平等的非营利组织。2019年，他遇到了一对寻求离婚的中国女同性恋配偶。她们在美国结婚并生了两个孩子，其中一方提供卵子，另一方生育。中国的法律体系禁止同性婚姻，只承认生母，因此无法决定监护权应该授予谁。此案开庭两年后，法院尚未举行第一次听证会。燕子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于是向法学院教授寻求法律建议。
这个案例只是反映了中国社会在LGBTQ权益方面的诸多漏洞之一。性少数群体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被忽视，政府对LGBTQ群体的立场可以用“不认可、不反对、不提倡”来概括——换句话说，就是沉默。
2016年，联合国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中国大多数LGBTQ人群“在生活的许多方面继续面临歧视，最重要的是在家庭中，这是最严重的排斥和虐待形式。当某个人的性取向或性别多样性被卫生和社会服务提供者知哓或仅仅是被怀疑时，此人获得服务就将面临重重困难。”
燕子在这种充满敌意的环境中长大，直到27岁才出柜。
“娘娘腔”和“娘炮”
燕子1983年出生在潮州，这是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小城市，有着强烈的男权传统。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都已经成家。
在燕子的童年早期，中国的同性恋仍然继续被定罪，与此同时，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和公共讨论开始萌发。但在潮州这样一个保守的城市，同性恋是禁忌。LGBTQ群体不仅被贴上了性变态、艾滋病、滥交和精神病的标签，而且生孩子传香火的传统价值观也给那些违反孝道义务的人平添了道德负担。
燕子在潮州长大，一直到上大学，他在当地从来没有听说过LGBTQ这个概念，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不对劲”。他只知道自己完全不喜欢体育课。他不像其他男孩那样喜欢篮球和足球，如果跟女生一起玩，又会被人说成是“娘娘腔”和“娘炮”。他又无聊又尴尬，只好躲在角落里。他说他一直很难过。
六年级的时候，燕子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有着强烈的愿望，想和一个经常一起去上学的男孩成为朋友，但他认为那只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友谊。在初中阶段，他开始注意到女孩和男孩经常互相打情骂俏，但他只对男孩有感觉。“这很奇怪，”他想，但他不敢与老师和家人讨论自己的感情。他甚至不能和他最好的朋友说这件事。他把这个秘密藏在黑暗中，一个人守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压力很大，真的很压抑，”燕子说。这个秘密在他与家人、朋友和老师之间竖起了一堵无形的墙。无论他们有多亲密，燕子都知道，他的性取向令他与世上的其他地方格格不入。从小到大，他觉得自己是个自私的人，辜负了家人。这让他常常陷入自责中。
“我不可能是性变态”
1997年，当中国政府将同性恋合法化后，燕子和LGBTQ群体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大约在同一时间，互联网也被引入中国。在新世纪之初，燕子来到了蓬勃发展的大都市广州，学习机械工程专业。
燕子在大学里第一次发现了同性恋的概念，但不是以正面的方式。网上的搜索结果都与艾滋病和滥交有关。图书馆里的心理学书籍要么回避对同性恋的讨论，要么将它归类为精神疾病和性变态。他得到的所有信息都告诉他他有病，恶心，是个怪胎、变态。燕子更害怕了。“我怎么会是性变态呢，”他想，“不可能。我不是，我不可能是性变态。”
燕子不知道，早在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就已经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名单上剔除了。网络和书本只会让他否认自己喜欢男孩。尽管中国也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的名单中删除，但公众仍然对LGBTQ群体持污名化态度。从1980年到2000年，大多数中国LGBTQ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同性恋是不正常的，通常是由于缺乏父爱、不适当的抚养、性格内向和幼年性活动造成的。研究人员坚持认为，同性恋非常规、不道德、反社会、具有威胁性，他们需要接受治疗，这样社会秩序才能得以维护。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燕子不能和任何人谈论他的性取向。他认为自己是这世界上唯一不正常的人。
被看见
在潮州期间，燕子一直希望有一个可以信赖的老师。从初中和高中毕业后，他意识到自己想成为一名那样的老师。学习机械工程并没有改变他的梦想。
在大学三年级的夏天，燕子在陕北的一所小学做志愿者。这里地处偏远、经济不发达。他感到自己被需要。他发觉自己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有意义。这段经历促使他休学一年，在此期间担任全职志愿教师。突然间，他从日常的机械绘图中解脱出来，开始面对教育体系中令人心碎的不平等。想起自己被欺凌和被疏远的经历，他决心成为一名能看到每个学生最好一面的老师。
大学毕业后，燕子在一所职业学校找了份工作，教机械制图。一年后，他去了一家教育非营利组织工作，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劳工运动、可持续发展、教育不平等、少数民族权益……
在非营利机构的工作帮助燕子接受了自己的身份。起初，当他的朋友和同事公开或私下问他：“你是同性恋吗？”燕子总是本能地否认。“我当然不是，”他会说。“那你怎么没有女朋友？”“我……我想先搞好事业。”燕子是这样告诉别人的，也是这样试图说服自己的。
2010年，广州政府拨款1.5亿元在珠江附近修建亚运会照明工程。“这是浪费钱，”燕子想。他决定在微博上发起一场运动，呼吁叫停项目。这场活动引起了公众、媒体和政府的极大关注，最终政府承认他们没有这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我终于感觉，我好像取得了一些成就，”燕子说。他的一生都在被他人和自己所拒绝，但通过公共服务，他终于找到了自我实现的落脚点。
还有一次，燕子参加了一次为期两天的100英里的登山筹款活动。当燕子和他的三个队友到达60英里时，已经是半夜了。他们都筋疲力尽，举步维艰。燕子承担起推动他的团队走向目的地的责任。在他几个小时的打气加油下，他的团队冲过了终点线，燕子突然感到自己充满力量。“我没什么可逃避的，”他想。
就在那一刻，他决定出柜。他告诉他的同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无法谈论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但他终于准备好了。他等着同事问：“所以是什么事情？”他的同事并没有这么问。但燕子已经下定决定，在徒步后告诉他的暗恋对象，他喜欢他。他打电话给他，重复了同样的开场白。
他的暗恋对象说，他早就知道了。
“你知道，我看过电影《我爱你菲利普·莫里斯》(I Love You Phillip Morris)，那是一部喜剧，”他说，“我觉得两个男人在一起会很有意思。”
燕子被他的支持感动了，结果连那句“我喜欢你”都忘记说出来。
成为原告
从此，燕子开始珍惜向别人出柜的经历。他向他的同事和朋友出柜了。他们对他的反应很好。他总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周围的人都接受他最真实的身份。事实上，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1%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社会应该接受同性恋。
当他开始接受自己的性取向时，性取向对他来说变得更加重要。他注意到，虽然近年来有组织致力于建立一个紧密团结的LGBTQ社区，但LGBTQ权利仍然是一个空白领域。“总得有人做这件事，”他想。2013年，他创立了中国“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
当时的热门新闻是关于医生提供药物和电休克疗法来“治愈同性恋”。声称“同性恋是一种可治愈的疾病”的私人诊所广告充斥着中国的搜索引擎。从这些诊所幸存下来的人试图举报他们的非法活动。没有用——这些诊所仍然生意兴隆。
燕子想通过法律行动来结束这种以治疗为幌子的酷刑。他联系了大约30个人，这些人曾与一些非营利组织谈过，但又不愿意走出起诉这些诊所的那一步。除了害怕在公共场合暴露他们的性取向外，他们也不相信法律行动会带来什么改变。他决定自己卧底收集证据——自己成为原告。这意味着他至少需要接受一次电休克治疗。
2014年，他去重庆参观了一家臭名昭著的诊所——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他告诉一个朋友，如果他在两小时内没有联系她，就报警，然后打开录音设备，走了进去。燕子介绍自己是一位寻求帮助的病人。“我没有告诉我的家人，”他说，“我想先试试你们这里的治疗有没有效。”
诊所找了一位医生与燕子讨论治疗过程。医生告诉他，同性恋确实是一种疾病，但幸运的是，这种病是可以扭转的，他们已经治愈了很多人。整个疗程将花费3万元。
燕子花了500元，支付了单次诊疗费，拿到了一张“同性恋治疗”的收据。然后，他被带到一个精心装饰的房间，房间里铺着木地板，挂着冥想画，显得温馨舒适。医生拿出一个电子设备，让燕子躺下深呼吸。然后他开始对燕子催眠。
“想象一下和男人做爱的场景，”他说。“如果你感到身体或精神上有任何反应，就动一下手指。”
燕子正沉浸在想象着，想象着对他来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之一，这时医生突然电击了他的手。“啊！”他立刻跳了下来，叫道：“这是什么？我被电击了。”医生把仪器收起来，告诉他这就是重点——一想到与男性发生性关系时，就会被电击，这样他就会对此感到厌倦。他解释说，在通常的治疗过程中，病人会在一个小时内受到两到三次电击。总共有30次治疗。
尽管燕子知道他来诊所就是为了取得电击治疗的证据，但他还是受到了创伤。他逃跑了。那天晚上，他和很多人住在一家青年旅馆里。他很害怕，但他准备起诉诊所。
中国法院裁定同性恋不是疾病
即使在今天，中国的法律体系仍然缺乏针对性少数群体的反歧视法律。燕子认为，为了保护LGBTQ的权利，最好的策略是以中国法律允许的其他案由提交案件，并试图在庭审中将LGBTQ群体的权利纳入讨论范围。
当燕子以服务合同纠纷起诉诊所，并起诉搜索引擎百度为诊所做广告时，他对法院的期望并不高。令他吃惊的是，北京法院同意开庭。燕子把消息传给了媒体和LGBTQ组织。2014年7月，法院开庭时，人们纷纷来到法庭前声援。在警察对面，媒体和燕子的支持者站在一起。夹在这两排人中间，燕子和志愿律师一起走进了法庭。
庭审持续了四个小时。当法官要求燕子描述诊所里发生的事情时，燕子忍不住不停地颤抖。他的治疗已经过去五个月了，但那种震惊仍然历历在目。这位诊所医生没有行医执照，这成了燕子的一大优势。2014年12月，法院裁定该诊所的同性恋矫正治疗是非法的，并要求诊所赔偿燕子3500元，并在其网站上发表道歉声明。然而，法院驳回了燕子对百度的指控。
法官裁决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句话是“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因此诊所没有进行治疗的依据。”
这绝对是中国首例同类裁决。这是中国第一次有法律文件表明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这一裁决在中外媒体中引起了轰动。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不仅众多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这一裁决，外国读者也看到了《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对该案的报道。这是一个胜利和希望的时刻。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污名化和歧视之后，中国LGBTQ群体中沉默的大多数看到了希望：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他们可以走出阴影，骄傲地生活。
消息传到燕子的家乡潮州。燕子的哥哥打电话告诉他，他的家人和亲戚希望他保持低调，不要再公开说这件事了。燕子的父母不愿意接受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他们从来没有和燕子谈过这件事。他的性取向是房间里的大象，但至少他们不再强迫他结婚了。
“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燕子说，“我们可以和平相处。”
胜诉6件，败诉5件，188383条舆论呼吁同性婚姻
多年来，燕子参与了13起LGBTQ权利案件。当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解雇了一名出柜的空姐，当一家幼儿园解雇了一名分享LGBTQ文章的老师，当公司解雇了被诊断患有艾滋病的员工，燕子和他的组织帮助他们起诉雇主就业歧视。此外，燕子和他的组织还协助学生和志愿者向政府询问，政府的文件将同性恋描述为精神疾病或性变态。当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来证明其声明的合理性时，燕子会帮助提起政府信息披露不满意的诉讼。
燕子在与政府的官司中败诉，但在与私人公司的官司中获胜。13个案件中有11个通过了法庭审理。他赢了六场。尽管燕子无法直接以歧视LGBTQ为由提起诉讼，但他确保律师在庭审上提及歧视，这样法庭记录和裁决就会包括LGBTQ话题。当体制试图让一个社区噤声时，第一步是成为一个声音，让人们知道他们的声音存在并且很重要。
2019年，中国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政府在立法会议期间向公众开放法律意见时，燕子和他的组织鼓励公众发表意见。他们在一张海报上写道：“婚姻法上一次修改已经20年了，如果我们现在保持沉默，大多数LGBTQ社区的人都会生活在悔恨中。”
共有183883人向政府提交了意见，其中大多数人都敦促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个数字是前所未有的。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政府发言人承认收到了许多关于同性婚姻的建议，但没有进一步评论。
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同性婚姻这一话题。后来，在另一次政府会议上，燕子被告知，中国传统的家庭和婚姻价值观与同性婚姻不兼容，需要更多的研究。
现在该做什么？
对于中国的LGBTQ群体来说，2021年是艰难的一年。7月7日，中国政府关闭了数十个由大学生发起和运营的LGBTQ倡导团体的网络渠道。一夜之间，所有关于LGBTQ群体生活的故事消失了，所有呼吁LGBTQ权利和反歧视的文章消失了，所有频道都成了“无名频道”。今天，在网上已经找不到他们存在过的任何痕迹，仿佛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一场飘散在风中的梦。
那天晚上，在愤怒、沮丧和绝望中，400多名陌生人在网上相遇，为他们为之奋斗的东西举行了葬礼。会议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400多颗破碎的心试图在他们的世界分崩离析时重新振作起来。“每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他们说。他们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为什么爱情不能如此呢？”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他们说。
燕子的组织也没能逃脱同样的命运。在中国，所有LGBTQ组织都被自动认定为非法组织，不能在政府注册。所以当警察在2021年11月出现时，燕子别无选择，只能关闭他的组织。
燕子一直都知道这将是一场缓慢而痛苦的战斗。有时候，他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心理学教科书仍然把同性恋称为精神疾病。他觉得性少数群体的运动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来帮助受苦的人。有时，他感到无能为力。
但他始终相信，总会有出路的，最终，LGBTQ群体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享有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他总是努力为自己和他人保持希望。有时，他会故意让志愿者帮助他完成自己可以完成的任务。“我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他说，“不是因为结果一定会更好，而是因为这个过程本身会让人们觉得我们还在战斗，因为我们还有希望。”
他输掉的官司并没有使他气馁，因为他的动力并不是打赢官司。“这些都很重要，”他说，“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不能对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人置之不理。”
燕子遇到的人包括一个男人，他打电话来救他的同性恋朋友，他的朋友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只有离开家乡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一位在澳大利亚的中国记者，他渴望回到家乡，但无法在充满敌意的反LGBTQ环境中生活；所有他那一代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他们在耻辱和自我否定中长大，从未接受过真实的自己。
燕子遇到的许多人屈服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结婚生子。他们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其实他们每天都在和自己作战，精疲力竭，眼前再没有希望。所有这些故事都在提醒燕子，为LGBTQ争取权利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使命。
但LGBTQ组织的关闭对他打击很大。他第一次看不清自己、自己的事业和中国的LGBTQ运动。现在该做什么？下一步该怎么做？他不知道。墙壁越来越紧，没有出路。
来到耶鲁对燕子来说是一种康复。“耶鲁给了我很大的探索空间，就像，就像，这里的每个人都在支持我。”在过去的四周里，他在校园度过了一段难得的时光，在这段时间里，他不再承受巨大的压力，也不再需要担心自己的安全。在冰天雪地里和同事们一起在户外吃火锅庆祝农历新年的时候，他很开心。“我当时想，‘哇，这太冷了，’”他说，“但每个人都很支持我。”
“我觉得耶鲁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我不配来这里。”燕子说。“但我认为他们也重视我的经验。他们真的非常非常支持我。我很开心。”
燕子在蔡中曾中国研究中心做研究时从不掩饰自己的兴奋。他珍惜在办公室里阅读同性育儿学术出版物的每一刻。从他的学术准备中，他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并不需要成为LGBTQ社区和他们的运动的障碍，而是杠杆。如果他从同性父母的角度出发，公众也许会学会同情同性伴侣的孩子，同性家庭的结构也会更容易被接受。慢慢地，那种“也许我能做点什么”的感觉又回来了。
“太好了，太好了，这里的一切都太好了，”燕子说，一遍又一遍地说。
参考资料：
Yanzi: Fighting the Slow Battle of LGBTQ Rights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