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 | Sam Levin
编译 | Yanzi
全文共 4244 字，阅读大约需要11分钟
编者按：我们在之前的文章《关于“无家可归者” 的谎言和真相》中提到，无家可归者群体无法获得所需的资源和帮助，而在疫情下，这一切都变得更加困难。据不完全统计，在洛杉矶有近1500名无家可归者在疫情期间去世。但这些都不禁让我们反思，到底什么才是帮助无家可归群体的最佳方式？
本文翻译自发布于《卫报》的文章，原文作者Sam Levin，封面图片来自原文。
托尼·古德温，一位61岁的无家可归的老兵，他在9月份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照片：卡拉·奥伦多尔夫提供
根据一份新的报告，有近1500名无家可归的人在疫情期间死在洛杉矶的街头，这份报告对当局处理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发出了警告。
报告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研究人员和一个无房居民联盟撰写，分析了洛杉矶县验尸官的记录，确定在2020年3月至2021年7月期间有1493例死于街头的人，Ta们可能是无家可归者。最常见的死因是意外用药过量。
作者根据Ta们的死亡地点，包括高速公路地下通道、公园、人行道、垃圾箱、废弃的建筑物、公共汽车站、帐篷、河床、铁路和营地，来判断Ta是无家可归的人。
这个1,493人的数字可能被低估了。验尸官办公室只追踪“突然、暴力或异常”的死亡事件，不包括死亡时正在接受医疗护理或住院的无家可归者。这一统计还不包括在收容所或汽车中死亡的人。
在无房者的营地社区，因为有人去世，使有些人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Ta们的朋友和亲人可能是下一个。参与报告的无家可归者和组织者拉唐娜·哈雷尔（La Donna Harrell）说，“当这个社区中大家所信赖的人们去世时，这对社区是个一个沉重的打击，”她住在圣费尔南多谷的一个街头营地，而这个营地已有多名居住者突然死亡。
住在范奈斯(Van Nuys)营地的36岁的安吉·坎波斯（Angie Campos）说：“我们总是听到这个人或那个人去世的消息，这让人心碎。”
死在街头的年轻人
报告首次详细介绍了疫情期间的街头死亡情况，包括过去一年半以来一些死者的故事。研究人员发现：
- 在1,493例死亡中，超过35%发生在人行道上。其它最常见的地点依次是停车场（13%）、小巷（5.7%）、帐篷（5.6%）和堤坝（3.6%）。
- 无家可归者的死亡平均年龄为47岁。
- 非裔人口占洛杉矶人口的8%，但非裔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25%。
- 48%的死亡被归类为意外死亡，19%为自然死亡，13%为凶杀，9%为自杀。在统计期间，无家可归者的意外死亡和凶杀率高于普通人群。
- 近40%的意外死亡归因于过量使用药物和酒精，用药过量的急剧增加也同样反映在更广泛的普通人群中。
编写报告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卢斯金不平等与民主研究所的所长阿南雅·罗伊（Ananya Roy）说，死亡年龄之低尤其令人不安。“如果我们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看到这个指标，我们会认为那个地方非常贫穷，是一个侵犯人权的地方，是一个剥削人民的掠夺性政府。我们必须认真地使用这个指标来理解美国这里的贫困和被遗弃的程度。”
研究人员说，洛杉矶县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去年水平。根据报告，2014年，洛杉矶记录了63起无家可归的死亡，这个数字平均每年增长16%。2019年报告的无家可归者死亡人数为1267人，2020年为1383人，验尸官办公室指出，今年前10个月已经有1300人。
研究人员说，这些死亡事件特别令人不安，因为它们发生的时候，正值疫情期间，有专门为保护无家可归者制定的具体方案。
报告的共同作者、无家可归者倡导组织洛杉矶街头守望（Street Watch LA）的组织者克洛伊·罗森斯托克（Chloe Rosenstock）说，“当人们在户外和人行道上去世时，就是政府的失败”。她说，大多数的死亡都不是“自然”原因，是可以预防的。
除了在街头死亡的1493人之外，研究人员发现有418人在汽车旅馆或酒店突然死亡，Ta们可能是临时住在酒店房间里的无家可归者。目前还不清楚这418人中有多少人可能是作为“房匙项目（Project Roomkey）”被安置在酒店房间里，这个项目是洛杉矶在疫情期间为保护无家可归者社区的标志性努力之一，但洛杉矶已单独确认有90多人在这个项目中死亡。
Project Roomkey 受益人，图源：kpcc.org
研究人员发现，在汽车旅馆中死亡的人们的平均年龄更小，为44岁。其中近60%的死亡是由于用药过量造成的。
‘他对我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
这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无家可归者在街头生活的危险和困难，Ta们往往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并因户外的生活条件而恶化。
但是，倡导者说，这些死亡事件也是由于政府策略准备不足，有时甚至是有害的，这些策略没有为游民提供永久性住房，而是侧重于刑事定罪和清理街道。
去年，洛杉矶市对户外露营地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包括关闭两个公共公园，将无家可归者从威尼斯海滩的步行街上赶走，并通过一项新条例，限制在某些地区的户外露宿。
同时，让无家可归的居民进入永久住房的努力也踌躇不前。市政府和县政府官员争辩说，将无家可归者驱逐出营地之前，已经帮Ta们联系了收容所或酒店房间。但无房者抱怨许多收容点的严格规定，包括宵禁和对离开时间的限制。
大多数无房者还未从酒店房间过渡到永久性住房。倡导者说，许多人最终处于比原来更危险的情况，与原有的社交网络隔离，加剧了药物/酒精上瘾挣扎，或者在使用过量时得不到帮助。地区的治疗服务没能跟上危机的步伐。
拉希尼·吉布森（Lashenee Gibson）的丈夫在“房匙项目”中去世：“他对我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
2021年3月，在回声公园湖（Echo Park Lake），最大的露营地之一被清理，导致183人流离失所。截至10月，只有4人获得了永久性住房。
30岁的拉希尼•吉布森在回声公园营地清理前一直住在那，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我们需要更好的资源”。
吉布森说，她和老公阿伦在疫情初期住进奥兰治县的一个“房匙项目”酒店，但项目并没有像希望的那样能过渡到永久住房。她说，之后他们住进了一个收容所，但在那里，他们无法一起生活，而且预防新冠的安全措施做得很差，所以短住后他们就离开了，开始在其他人聚集的回声公园露营。
“Ta们只是不断地把无家可归者搬来搬去，这是没有必要的，就像一个原地打转的旋转木马。”
她说，为无房者提供的住房方案通常涉及与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住在一起，而这些人没有接受具体的治疗，会造成一个困难的生活环境。
吉布森和她的老公今年住进了洛杉矶的另一家“房匙项目”酒店，但他们住在不同的房间。她说，5月，她的老公在半夜死于意外的过量用药。房匙项目不允许她看到他的遗体或道别。当时两人还没有合法结婚，原本他们计划在下周正式结为夫妻。
“Ta们并不关心，”吉布森说。“也许这已经发生了很多次，Ta们只是想，‘她会好起来的，’…或者‘哦，这是另一个人。’就像这个人是一个简单的用完就丢弃的人……但他对我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
吉布森和她的丈夫阿伦曾有雄心壮志，要经营一个专注于健康食品的备餐业务。照片由吉布森提供。
她的老公阿伦28岁，这对情侣曾有雄心壮志，要经营一个专注于健康食品的备餐业务。他也是一个有抱负的演员。她说：“他总是精力充沛、积极向上，总是为他人着想，而不是为自己着想。”
吉布森最近设法在一个由非营利组织管理的两年期住房计划中安置了下来。“我很高兴能有自己的家，但我醒来时却没有人与我分享。”
洛杉矶无家可归者服务局（简称Lahsa）的执行董事海蒂·马斯顿（Heidi Marston）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启动“房匙项目”是为了在疫情期间为最脆弱的无家可归者提供一个即时居所，并阻止新冠在无家可归者中的传播。
她写道，这个项目是围绕新冠安全协议建立起来的，依赖于健康检查和建立最低限度的亲自接触。“虽然我们为‘房匙项目’提供的资金不包括用于救生措施的资金，但我们与几个组织合作，为参与项目的无家可归者提供保健和心理健康护理，并且我们在每个地点放有納洛酮（Narcan，一种缓解过量用药影响的药物），以尽可能防止死亡，”她补充说。“一旦进入项目，我们的资源和减少伤害的方法能帮助人们重获在流离失所时失去的一些健康。虽然有些人在进来后可能会去世，但我认为可以推测，房匙项目还是阻止了很多人的死亡。”
“经历无家可归对你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它使你变老……它加重了你的健康负担。你病得更重也更快，因为你无法立刻得到你需要的护理。”马斯顿写道，并补充说，死亡在这一人群中很常见。“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让Ta们住进（房匙项目的房间）”。
生活在恐惧中
范奈斯街道营地的无家可归人士的组织者哈雷尔说，对那些仍住在营地中的人来说，营地里的死亡让Ta们很难受。
哈雷尔正在哀悼她的朋友托尼·古德温，他是一名61岁的退伍军人，在9月时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倡导者说，那时古德温住进一个“房匙项目”的酒店，但由于他错过了宵禁时间，而被踢出了该项目。
“托尼是我依赖的人。”哈雷尔说：“他是我在凌晨三点饿了的时候会去找的人。” 哈雷尔在街上为去世的无家可归者组织了守夜活动，并在街区帮助设立了一个有蜡烛和鲜花的纪念地。除了古德温之外，还有一位无家可归者在抗击癌症时意外死亡，另一位被车撞死了。
“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托尼没有帮助过的，很多人都依赖他，”曾在托尼附近露营的安吉·坎波斯说。“人们会从他那里偷东西，但他会说，‘他们可能比我更需要这些’。”她说，营地里有一个人因哀悼古德温的去世，好几天都没能下床。
坎波斯说，芬太尼（fentanyl ，一种强效的类鸦片止痛药）正在摧残与毒瘾作斗争的无家可归者，她希望人们能更容易获得治疗。
然而，市政府官员已经启用一项新的法律，将坎波斯和哈雷尔居住的街道指定为禁止露营的地点。目前还不清楚这些露营者何时被强制迁出，正在负责清场的市议会主席的发言人说，没有立即拆除帐篷的最后期限，办公室的工作重点是对外宣传。
43岁的费尔南多说：“当局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动物一样，好像我们是一种疾病。”他住在街区的一个拖车里，要求不使用他的全名。“这些法律让我们不能在任何地方睡觉，或者让我们去那些黑暗的角落。这感觉就像要把我们赶走。”
无家可归者挣扎于（药物/酒精）成瘾，因为Ta们往往无法获得适当的药物，他补充说，“人们一无所有，而成瘾使Ta们脱离了这个现实。”他感觉当地政府似乎对街上那些过量用药的人并不关心。
他说，受害者并不是随机的瘾君子，而是社区成员，Ta们也有朋友和家人哀悼Ta们的去世。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1/dec/01/1500-unhoused-la-residents-died-on-the-streets-during-pandemic-report-reve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