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郑敏
采访整理｜木子立风
全文共 5707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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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 惠特曼《草叶集》如果说，仇恨亚裔的浪潮还能有什么助益的话，那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意识到：我们需要被看见，被听见。美国的历史是由无数移民和劳动者书写的，华人的历史，不管是多么渺小的个体的历史，都是宏大历史的一块拼图，没有你的历史，美国的历史就不完整。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历史需要被讲述，被传播。为此，《美国华人杂谈》决定启动 “华人口述史计划”，期待你的支持与参与。
来美国第一年，我第一次离婚
你知道吗，30 岁那年，我孤身一人来到美国，身上只带了 148 美元。
来美国之前，我在老家沈阳按部就班地出生，长大，求学，工作。上世纪 90 年代，我在沈阳当小学老师，拿着一个月 200 人民币的工资。23 岁那年我结婚生子。但是后来，我发现和丈夫二人并不适合在一起，想要离婚时，对方不同意。
1996 年我决定远离现在的生活，去美国。那时候，我基本上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也从来没跑过更远的地方。10 月 21 日，我将儿子托付好，报团拿着只有三个月期限的考察签证，抵达美国洛杉矶，我一下就喜欢上了美国。这地方哪怕端盘子都能挣 1500 多美金，比我老家工资高很多。我马上就决定留在这，也没有想过自己未来会如何，只想着能给我儿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25 岁的我和两个亲妹妹
那是 25 年前呀，出国旅游的人很少，想要移民的就更少了。我的家人朋友里根本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我记得很清楚，我妈听说我想留在美国直说 “要打断我的腿”，还好我没听他们的。这么多年，我没有一秒钟后悔过来美国，唯一后悔的就是来晚了。我要是早点来，再年轻一点，当年能来这上学就更好了。刚开始几年打工日子虽然辛苦，但是我一直最盼望赶紧能把儿子接过来。
90 年代大儿子照片，拍摄于中国，他是我来美国的动力。大儿子后来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生物和心理专业毕业, 目前读研，准备从事精神科工作。
后来我靠着学英语申请到了学生签证，得以合法留下，然后开始打黑工。我第一份在美国的工作是当了三个月保姆，不然那时候都要没饭吃了；后来，我在罗兰岗（Rowland Heights）开始做服务员，踏上大多数华人新移民的餐馆打工之路。我打工不到一年，不但得到了老板认可，还得到了加薪。
我觉得只要在美国努力工作，说出自己真实想法，就会得到认可和尊重，这和我过去十年工作的感受完全不同。以前我在中国买自行车都心疼，现在凭着自己的双手，1997 年，拥有了第一辆自己的车，一辆二手日本卡罗拉，当时可真是太开心了。这期间，我一直惦记着儿子，但不能回去。不过，可喜可贺的是，我丈夫找了新女友，和我办理了离婚。
我们认识一周就结婚了
当时想着也没什么吃亏的地方
三年后，餐馆的一个朋友帮我牵线搭桥，我在一次 Party 上认识了我第二任丈夫。他比我大 16 岁，是个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白人。他在加州政府医院工作，是一位心理医生（psychatiry），病人基本上来自监狱；同时，他也开设了自己的精神保健中心对外接收病人。
其实我对和他结婚真没什么兴趣，但是他和我沟通了一下，就把我给说服了。这个男人和我说，我是真心喜欢你，你不能再上班了，你应该去上学，我愿意给你付学费上学，帮你把儿子接过来。他的原话特别有意思：
“如果结婚后，你爱上我了，我们可以恋爱；如果你不爱我，你就去好好读书。”
我一想，好像和他结婚也没什么吃亏的地方，我可以把儿子早点接过来，如果我不爱他也能收获教育。于是乎，我又做了一件能让我妈 “打断我的腿” 的事情，我们那时认识一周，就结婚了。我们婚后第三天，他就给我开了银行账户，给我提供生活费。他还马上给我换了一辆新款克莱斯勒轿车，把我感动坏了，我也开始了在当地社区大学 Cypress College 的学习。
你也许已经看出来了，我真的很幸运，我第二任丈夫作风很像今天大家所说的 “霸道总裁”。不到一年时间内，我俩飞回中国把我刚小学毕业的儿子接回美国，丈夫在广州帮儿子完成签证手续，我发自心底感激这个男人对我的好。一年多之后，2001 年 4 月我们在尔湾买了新房子，不久后我怀孕了，社区大学只读了第一个学期就没有再去了，几年里，老二和老三先后加入我们的家庭。
孩子长大后，我想重回社会，于是开始去丈夫诊所打工。因为英语不好，能做的很有限，就从打杂做起。比如，一开始帮诊所的 25 个员工订午餐，后来，慢慢跟着学，如果有前台工作人员不能上班，我就顶班；过了几年，我应付病人，接电话都游刃有余，只不过写邮件和填表格还是有很大障碍。同时，我从丈夫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从帮忙跑腿直到独当一面，最后也开始打理生意。2005 年我入籍成为美国人时，口语基本上就没问题了，丈夫精神保健中心的所有运营，基本全是我在做。
我们开设的精神保健中心虽然是私人经营，但主要作为衔接医院和监狱的社会服务机构，具有公共机构性质。它接纳一些无法在社会上独立生活的精神病人，包括一些犯人。这些年我接触的各种病人，如果没有药物和人为干涉，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们大部分发病的原因，无非是先天和环境因素，先天就是家族遗传，环境因素里一部分是吸毒习惯，但主要是成长经历。对了，成长环境指的不是指家庭经济条件。我有两个病人家境都极好，但也必须在机构终身吃药。
我当年印象深刻的一个年轻患者，家庭条件十分优越，父母每次都是乘坐私人飞机来探望，但是大学时因吸毒导致精神失常。另外一个年轻患者，家里做地毯生意，病人在我机构好几年，这个孩子不吸毒也不酗酒，但由于青春期精神压力太大，突然精神崩溃了，从此，就再也没有恢复。他爸爸因为感谢我照顾他孩子，帮我两个加州机构都免费铺了地毯，我本以为这位父亲只开了一家商店，直到选购地毯时才发现，那是一整个制造厂。
我的行业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挺危险的，没错，在我这些年工作中，曾有精神病人持枪伤害工作人员，精神病人彼此攻击的事件。但是这意味着我的工作更具有挑战，能把病人照顾好，别人给我赞许和感激，我成就感也很强。我这么多年一直希望去学心理学，要是能明白精神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好了。
2008 年我第二任丈夫从全职工作退休，我们一起在机构继续工作。他特别喜欢运动，每天跑步，也绝不偷懒；但是，这么多年来，他对我一直有很强的控制欲，始终要求我穿衣打扮更加得体，永远做好精致美甲，还不喜欢我和一些朋友来往；2011 年丈夫对我不忠，我提出了第二次离婚。我们进入离婚程序，开始了同一个屋檐下的分居。我准备年底搬出去。
谁知，天意弄人，2011 年 12 月 27 日，丈夫喝得大醉，告诉我，他被查出患有癌症。于是我一直陪伴他到 2012 年 2 月 14 日做完手术，才搬出了我们的家。但是我还是每天去医院照顾他。我前夫是个很要强的人，术后本要插管，他拒绝了；没几天他同时恢复了跑步。
第二场婚姻让我拥有事业，但离婚时，我们又因事业闹得不可开交。他创办的经营执照上写着我们俩的名字，也是共同经营，但是机构后来多年几乎完全由我操持。于是，加州法院在离婚判决中，把营业执照判给了我。
哎，我拿到营业执照，又不忍心接受。这场拉扯让我意识到一切偏离了起点，我丈夫曾是那个鼓励我上学、给我换车、孕育两个孩子、度过绝症的男人。到今天，我都依然感激他爱他怀念他（现已去世）。我的工作技能也是他教给我的，最后，我将这张营业执照拱手还给了丈夫；加州政府同行官员听闻此事之后大为不解，官方与我合作多年，对我十分信任，甚至是愿意给我一张新执照，让我重振旗鼓。
事到如今，离婚让我感到疲倦，已经无心在加州重操旧业。
第二次离婚，
从加州到阿拉斯加仿佛第二次出国
2012 年我第三任丈夫在网上相识，一位阿拉斯加的建筑师。最后，我决定抛开这一切，告别加州认识多年的医生、同行和同事，把多年在当地积攒了良好的口碑和人脉全都扔了。这次所有的朋友和家人依然反对我的决定，我也依然也毫不意外，只不过这次，我妈没再说 “打断腿”。
如果说从中国到加州是第一次出国，但是从加州去阿拉斯加是第二次出国。
2012 年，我带着三个儿子来到阿拉斯加，除了新伴侣外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冰天雪地的地方仅仅是开车就让我适应了好久。等我适应之后才意识到，过去这么多年，做精神治疗机构是一份我特别怀念也充满激情的事业。在过去，医院病人不能独立生活必须吃药，要帮忙带去看医生，大家觉得麻烦，但我不觉得。我决定，这次靠自己重新出发。
郑敏工作的照片
我第三任丈夫在建筑行业，对我的行业一无所知，那时候没有一个人帮我。我过去在加州工作不需要联系其他机构；但阿拉斯加完全不一样，我需要直接对接病人。为了重出江湖，我只能硬着头皮去办手续和填表格，说出来你不信，我虽然会说英文但基本不写英文，在 2012 年之后我才有了自己的邮箱，47 岁的我开始学着写英文邮件，同时忙着办手续、招聘、购买房屋和安排装修。
机构内部的厕所和厨房，和我们想象中围着铁栅栏的精神病院不一样
2015 年，我创办的仅有 7 张病床的机构，终于开始投入营业。我四处联络医院、监狱和非赢利机构。但是愿意相信我，在我这里住下的病人寥寥无几，不过我没懈怠，继续联系政府、各种机构、帮病人完成精神治疗训练（day prorgram），保证病人一日三餐服药治疗。美国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系统非常大，和其他行业的性质不同，我花在病人的运营资金很多是州政府部门投入，而 Medicare 可以从联邦政府直接获得医疗资源，取得各方取得信任至关重要。
大半年时间过去，监狱终于相信我了，他们开始送病人到我的机构；阿拉斯加惩教局 DOC（department of correction，负责管理犯人和一些特殊精神疾病机构的州立政府部门）也认可了我，DOC 官员主动找我，让我再开一家专有机构。我在工作中后来特别明确，对比加州，阿拉斯加患有精神病出狱的罪犯，除了监狱和医院，只有大街等着他们，为监狱病人的精神服务机构没有人做过，我明白自己定能在这片空白上大展拳脚，我再一次为自己感到幸运。
2016 年，我通过合并一家同行机构，把从业规模扩充到了 23 个病床；自此之后开始迅速扩张，同年增加到 64 张病床，去年我的机构扩增到 80 张病床，有 32 张床拿到了美国医保证书（Medicare certificate），我的机构现配有专业护士（RN），24 小时轮班照顾所有病人。阿拉斯加社会服务部（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公共服务部（OPA Office of Public Advocacy）和一些医院先后送来病人；一些是有老年精神病患者，甚至有一位有残疾的老年精神病患者。
在我的机构，所有病患入住之前，都要签约配合治疗。病人服药治疗一段时间之后，政府部门为了削减预算，有时就会减药；这样往往会前功尽弃，我就不得不和各部门沟通周旋；减药后还要和医生随时保持联系，紧急情况下，需要把病人送入医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我相识很久的一个典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再三阻止给他减药，但是政府拒绝，我无能为力。他在减药后复发出现幻觉，暴力攻击室友；发生这样恶性事件，我按照程序操作应该把他调走。但是，我实在不忍心把他送到收容所，于是把他送去医生问诊，并要医生换回原来的药，还给他换了一个身强体壮的室友，后来就没出过事情。
还有我特别在意的一个病人，她先天患有严重精神疾病，18 岁就在我的机构接受治疗，她无法控制自己，多次失手打人，我不得已只能将她送走；最让我耿耿于怀的一个病人是 DOC（惩教局）给我的，他在机构中拒绝配合一切治疗，三个月都拒绝吃药，我们想尽了一切方法，无奈之下只得放弃；结果在两周之后，他持枪抢劫直接回到了监狱……
我现在和政府打交道很多，每次对方欣赏我并给我赞许，我就一如既往和这么多年一样，会和对方说：
“我很开心你认可我，请告诉我我哪里做的不好，这样一来我才能提高。”
“这是我的手机号码，我 24 小时随时待机。”
这么多年，我知道自己能做的还是有限，也能观察到普通人大部分或多或少有一些心理问题，只有个别严重情况下发展成精神疾病；如果我的病人能尽早预防和治疗完全可以好转，不至于到我这里；美国很多罪犯本质上是未能接受良好治疗的精神病患者，照顾好他们，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都能减少 50%。
2019 年我和朋友一起吃饭，摄于阿拉斯加
说了这么多，未来我在阿拉斯加州做的工作可以汇总成一句话：病人一发病，精神治疗中心即可收治；目前阿拉斯加医疗系统，没有标准化治疗长期精神病、频繁出入监狱的患者。我的机构，从纳税人角度来讲支出远比医院便宜，能给医院收治病患减少很大压力，给社会带来资源的健康循环。
未来呢，
我反正是不准备 70 岁前退休
最近真的让我感觉发生了很多改变，去年到今年最好事情，就是所有华裔参与到大选来了，而今年最好的事情就是，华裔都来关注种族歧视。
说到这些，也让我再次反思美国。美国并不完美，有的时候会发生偏离，美国大选时期发生很多的事情，还出现了很多极右阴谋论，都让我觉得美国在走下坡路。同时，这意味着时代给了我们更多机会去把它变好。这就好比如果我事业过于顺利平稳，反而让我不安。个人如此，国家亦然；一个国家起起伏伏，左左右右。
我很怀念以前餐馆打工的幸福感，以前花钱买一个好吃的东西，能开心好久，现在没那么容易开心了。我今天还去健身房健身了，这个习惯我已经保持四年了；我不喜欢早上跑步，于是更要逼着自己早上跑步，美国人 70 岁 80 岁的人还在跑，我也准备去跑马拉松。偶尔周末我想去放松的时候，有人和我聊起退休去南美，或者回中国，但是我身体好得很，觉得我还会留在这。我还是太年轻了，我反正不准备 70 岁前退休。
我有的时候说：“我今天累了。” 别人都说：“你怎么可能累了？” 我觉得自己最像我外婆，有与生俱来的坚韧和乐观，我们的命运更应该由自己决定。
有人说，我没有经历过伤痛和磨难吗？
不是的，我也经历过成长伤痛和婚姻不幸，但我不认为 “被害者” 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标签。
我和我的现任丈夫，说实话，我不喜欢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现在成长后的自己。
前几年我听闻前夫癌症恶化的时候，马上去电询问他在哪个医院，订票飞过去看他并和他好好道别，我心里记着他对我的帮助。这些年，我也把妹妹和父母接了过来，他们都住在加州。美国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中国热闹，有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很孤单。这里同学、老朋友和亲人没有之前多，有很多三十多年老朋友，我就特别希望能经常见到他们。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属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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