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人移民真实经历:被川普间接裁员后又与H1B新政和医保“斗争”
作为媒体人,我习惯了把自己置身于镜头外,不做故事的主人公,而这次,反观自己过去半年来的遭遇,与美国特朗普新政府上台后,大刀阔斧又不可预测的改革轨迹吻合,恰是移民政策改革和医疗保险体系的完美受害者。而我知道,我并非个例。愿我的故事,为有相似遭遇的你带来勇气。

作为媒体人,我习惯了把自己置身于镜头外,不做故事的主人公,而这次,反观自己过去半年来的遭遇,与美国特朗普新政府上台后,大刀阔斧又不可预测的改革轨迹吻合,恰是移民政策改革和医疗保险体系的完美受害者。而我知道,我并非个例。愿我的故事,为有相似遭遇的你带来勇气。

作者:溪边愚人 编者按:华裔女孩刘美贤(Alysa Liu)在2026年冬奥会夺得金牌,为美国队赢得20余年来首枚女子单人滑金牌。湾区奥克兰市政府最近宣布将为她举办全城庆典——刘美贤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奥克兰市训练——奥克兰市府盛赞她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心脏、坚韧、复原力与喜悦”。 刘美贤的荣耀让人欣喜振奋,她的率真和热忱更是打动许多人。然而,每一枚奖牌的背后,是运动员漫长而艰辛的成长历程。刘美贤曾在北京冬奥会后宣布退役,后又选择复出,这段路程也提醒我们,在竞技体育的高压之下,有一面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运动员的身心健康。 花样滑冰运动员里华二代特别多,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刘美贤(Alysa Liu)和陈巍(Nathan Chen)。不是因为他们都得了冠军,而是因为他们个性中的率真、谦卑与和善。 刘美贤这次真心不容易。两年完全停止训练后复出,连教练都劝她别毁了已经有的名声,而她非但做到了,还以全新的姿态,让人心服口服地拿下冠军。 刘美贤自由滑刚开场时,现场讲解员说:“她说我不需要奖牌,我只需要站在这里向人们展示我的能力。她不知道的是,如果她做到了,那很可能就意味着一枚奖牌。”果然,她做到了,也拿下了金牌。 《纽约时报》的舞蹈评论家吉娅·库拉斯(Gia Kourlas)说,花样滑冰这项运动是个“将艺术与体育混乱组合的竞技野兽,滑冰者们紧绷而困扰的思绪里,表演的概念往往排在最后。看着他们与冰面对抗而非随冰共舞,令人心惊胆战。如若能将温暖注入冰冷坚硬的冰面,才彰显了艺术的真谛。” 刘美贤的超人之处,就是她做到了这一点。她自如地主宰整个冰场,流水般在冰面游弋,将艺术与体育融为一体。库拉斯说:“当唐娜·桑默《麦克阿瑟公园组曲》的开场音符响起,刘美贤站定,单手轻搭对侧肩头,随即仰首微笑——那并非演艺式的微笑,而是对即将到来的乐趣的期待。我从未见过如此动人的画面。” 其实,这种场景我们经常见到,但不是在比赛中,而是赛后的表演场上。刘美贤在比赛中能如此表现,说明她进入了另一层境界。恭喜她!也感谢她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艺术与体育共融的美的盛宴。 刘美贤能有今天的境界不是偶然 刘美贤能有今天,是因为她曾经历了一番灵魂挣扎。她16岁参加了冬奥会后,发现自己并没有从滑冰的职业生涯中感受到乐趣,就决定停止训练,去享受普通的生活。这其实也是她寻求生命意义的过程。 有人说,如果刘美贤这次没拿到冠军,可能大家的看法就不同了。但我要说,当她决定做自己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人生赢家了。 我曾听我一个同学说,他一个美国同事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先去麦当劳打工一年,然后才去读大学。这个同学说,大学出来后的收入比麦当劳打工高多了,这一年损失多少钱啊!我当时心里说,谁知道呢?也许打工一年后再读大学时,他心里的目标会不同,因而比直接读大学走得更远呢? 人生很长,变数很多。我们不能太短视。有时候,暂时的不前进,只是为更大步的前进做准备。在刘美贤身上发生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两年的“消停”,换来的是大彻大悟。这是求之不得的礼物。 “我不需要奖牌,我只需要站在这里向人们展示我的能力”——这句话代表的是刘美贤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是谁的人是最自信的人,也是个对赞誉和诋毁的副作用都免疫的人。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刘美贤是一个没有人设的人。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吗?她没有人设,你就毁不了她的人设——她是一个不会被名声所累的人。 刘美贤遭遇的困境在运动员中颇具普遍性 竞技运动走到极限,运动员的付出当然也是极限。不夸张地说,他们都近乎体力与精神全被掏空。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状态,所以很容易出故障。 还记得2020夏季东京奥运会上,美国体操女运动员西蒙娜·拜尔斯(Simone Biles)因心理健康原因,在帮助美国女子体操争取到团体决赛权后,临阵退出团体决赛的事吗? 拜尔斯是身负重任赴东京参加奥运。大家不仅寄望于她蝉联女子体操个人全能冠军,更是将她视为美国女子体操团体赛夺冠的领军人物。“临阵脱逃”,自然是特大新闻。 知名网球运动员大坂直美(Naomi Osaka)也有过“临阵脱逃”。这顶尖运动员中,精神上不胜负担的情况非常普遍,虽然走到“临阵脱逃”地步的不多。但不要搞错了,很多人最后没有走出这一步,不是情况不严重,而是不敢,因为代价太大,弄不好声誉尽毁。 维护运动员身心健康,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 幸运的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队友、教练及其他方面都理解、体谅拜尔斯,给予了她可以照顾自己身心健康的环境。 拜尔斯的赞助商Athleta的首席品牌官凯尔·安德鲁(Kyle Andrew)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支持西蒙妮,支持她在比赛内外注重身心健康的选择。成为最好的也意味着知道如何照顾好自己。我们被她今天的引导力所鼓舞,并支持她前行路上的每一个选择。” 拜尔斯决定退出女子体操团体赛的决赛后,同样经历过精神健康危机的著名游泳运动员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站出来发声支持拜尔斯,还就运动员心理健康问题接受CNN采访(上图)。 曾是优秀滑雪运动员的佐伊·鲁尔(Zoë Ruhl)为此在《纽约时报》以“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取胜的文化已经崩坏。它几乎摧毁了我”的观点文章,讲了自己的故事:她从小就热爱滑雪也极具天赋,16岁时就在世界杯赛中获奖。但她在2014年大学一年级时,因身心俱疲彻底退出了这项运动。她说: 滑雪运动几乎击垮了我。而我远不是唯一有这样故事的运动员。过去和现在的精英选手都开始说出一些教练、医生和体育协会忽视甚至有意掩盖的现实。世界级的竞技体育可以将儿童和年轻人推向崩溃的边缘,有时甚至超过了这个界限。这不仅仅是几个坏苹果;这是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比赛的文化,这种文化有时无视运动员的心理和身体健康。 鲁尔说她并不想放弃自己喜爱的滑雪运动。但她当时要么继续伤害自己,要么彻底放弃,没有中间路线可走。她说,那时的自己多么希望有站出来做出中间选择的榜样人物,但是,没有。而这也是拜尔斯、菲尔普斯和大坂直美等著名运动员所作所为的意义所在。他们有资本发声和选择,他们的行为会引发更多的关注。 幸运的是,东京奥运会上的拜尔斯不必走鲁尔的路,她展示了知道何时退后一步和不参赛的力量和优雅。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也向我们展示了一条更健康的体育道路。 而刘美贤这次更是以自己的实践展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她拒绝让对她很投入的爸爸继续在她的事业中承担任何角色,同时她要自己组建团队。她邀请菲利普·迪古利埃尔莫(Phillip DiGuglielmo)和编舞师马西莫·斯卡利(Massimo Scali)担任指导,她将对比赛音乐和礼服设计拥有话语权,她的训练时间和饮食等也都由自己掌握。她说,如果人生是一场电影的话,她不仅要是自己这个电影的主角,她还要做导演。 可喜的是,她选择的是代表新一代温和教练风格的导师,他们欣然接受了她的条件。 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看见了,刘美贤不仅让我们享受了一次艺术与体育融为一体的美的盛宴,不仅获得了两枚金牌,她更是给这届冬奥带来了一股清流——运动员可以不以奖牌为终极目标,可以只为了展示自己而比赛。更说明问题的是,这是她复出后每次比赛的一贯风格。她表示,如今比过去更贴近真实的自我,因此也收获了更多乐趣。 “收获了更多乐趣”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前文提到的滑雪运动员鲁尔说,她面临的体育文化使得她从热爱滑雪变成痛恨这项运动。无独有偶,当有记者问拜尔斯她最快乐的时候这个问题时,她的答案令人吃惊:当她不在体操房的时候!刘美贤离开花滑的两年,她非但无法走上冰场,她看见滑冰场都要绕道走——她对冰场厌恶到这样的程度。 我们的体育文化应该允许运动员做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选择。刘美贤很幸运,她获得了允许她走出来的空间。相信刘美贤等人的努力,会对改变有毒的体育大环境产生影响。 也许刘美贤在今后的人生中还会有迷惑的时候,也许她做不到在今后的每次比赛中(如果有的话)都保持这样的最佳状态。这都正常啊,人又不是机器,怎么会没有个起落呢?我对她有信心,是因为她在一个采访中说,只是为了奖牌去比赛,在她看来好肤浅。 刘美贤所经历的挣扎,是一个有毒的系统运作的效果,很难归根于某个人、某个家庭或某个团队。刘美贤的幸运之处在于,她能够有脱离这个系统的奢侈。不是每个运动员都有这样的幸运。 这个社会应该做的,就是允许这些天之骄子也能做自己,要传递这样的信息:只要能坚持做自己,就足够好。 才20岁的刘美贤已经荣誉加身。她今后的路怎么走,应该还会对体育系统的运作产生影响。她说,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广阔的选择。从她的各种表现都可以看出,这是个很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孩子,也是个非常善良、坦诚的姑娘,相信她会利用好机遇给予她的舞台,为社会做出超越奖牌的贡献。 是的,对刘美贤来说,一切皆有可能。但我更希望的是,她的榜样作用能够让所有的后来者也有更广阔的可能性。 参考资料:

作者:莫莱斯 在传统竞技体育的宏大叙事中,通往奥运最高领奖台的道路往往被描绘成一条充满苦行僧式自律、绝对服从以及无尽牺牲的单行道。运动员们被教导要隐藏情绪、屏蔽干扰,将自己打造成一台完美的夺冠机器。然而,在米兰冬奥会的花样滑冰赛场上,刘美贤(Alysa Liu)伴随着迪斯科舞曲《麦克阿瑟公园》的自由滑,犹如一道刺破阴霾的阳光,彻底击碎了这种令人窒息的“内卷”范式。她不仅带回了自2002年以来美国女单的首枚奥运金牌,更向全世界展示了一场关于心理健康、神经多样性(*注:神经多样性包涵自闭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沟通障碍、读写障碍、书写障碍、动作协调障碍、计算障碍、命名障碍、智能障碍、强迫症、思觉失调症、妥瑞症。神经多样性主张这些状况不应被视为应该治愈的对象)以及夺回人生主导权的伟大胜利。 窒息的提线木偶 巅峰期退役背后的心理抗争 要理解刘美贤在米兰冬奥会上的极致松弛,必须先直视她早年经历的极致压抑。作为年少成名的花滑天才,刘美贤的早期职业生涯是一个典型的“高压内卷”样本。她的父亲刘亚瑟不仅投入了高达一百万美元的巨额资金,更对她的生活和训练实施了全方位的控制。从吃什么、穿什么到使用什么音乐,刘美贤没有任何自主权。这种微观管理甚至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她的父亲会全副武装地伪装自己,偷偷溜进冰场监视她的训练,甚至随身携带测速枪来精确测量她在冰上的滑行速度。如果对训练过程不满,他会毫不犹豫地随意解雇教练。 在这种毫无边界的控制下,刘美贤形容自己就像一个“被操纵的木偶”。心理学中的“需求逃避”特质在此时显现,作为ADHD患者,她对外部强加的权威结构和被迫的义务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抗拒。最初那份在冰面上飞驰的纯粹热爱,逐渐被恐惧、焦虑和沉重的包袱所取代,滑冰从“我想要”变成了令人怨恨的“我必须”。由于过度认同“花滑运动员”这一单一标签,她的自我价值与比赛成绩深度绑定。这种长期的心理内耗和严重倦怠,最终促使具有极高自我觉知能力的刘美贤在16岁的巅峰期,勇敢地按下了人生的暂停键,选择退役。这不仅是一次逃离,更是她在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前的一次自救。 构建自我复杂性 寻回作为一个人的完整价值 退役后的刘美贤并没有沉沦,而是开启了一场深刻的自我探索之旅。她极度渴望体验普通青少年的生活,试图在滑冰之外找到“刘美贤”究竟是谁。这段时期,她培养了极其丰富的个人爱好,展现出鲜活而独特的生命力。她前往尼泊尔徒步,攀登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在冰雪之外的广阔天地中感受自然的敬畏;她考取驾照,享受带着弟弟妹妹开车兜风的平凡快乐。 她沉浸在二次元世界中,她是一个十足的动漫迷,网友曾好奇地问她最爱的五部动漫,答案是《咒术回战》、《电锯人》、《进击的巨人》、《魔法少女小圆》和《噬魂师》。在音乐方面,她涉猎广泛,不仅喜欢流行歌手 Laufey、Lady Gaga 和 Billie Eilish,还会自己用 Garage Band 等软件尝试混音和剪辑音乐。她打破了传统花滑选手的刻板印象,给自己打唇环,每年给头发挑染不同的颜色,展现出前卫的“另类女孩”审美。 更重要的是,她进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攻读心理学专业。这段学术经历为她提供了认知重构的“心理工具箱”。通过学习,她建立起了心理学中至关重要的“自我复杂性”。她深刻意识到,自己不再仅仅是一个随时接受裁判打分的花滑选手,她同时也是心理学学生、旅行者、大姐姐、动漫迷和生活探索者。这种多元身份的建立,成功地将她的“核心自我价值”与“竞技成绩”彻底解绑。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韧性,因为她明白,即便未来在冰场上拿到最后一名,她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依然是充实且不可动摇的。 夺回主导权 从被迫义务到自主选择 心理学的自决理论指出,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是人类内在动机的核心。刘美贤的复出,正是这一理论的完美实践。在退役期间,一次偶然的滑雪体验让她感受到了肾上腺素的飙升,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依然深深眷恋着在冰面上滑行的感觉。但这一次,她为回归设定了不可越界的底线,即必须掌握绝对的主导权。 重返冰场的刘美贤不再受父亲或教练的支配。她亲自挑选教练,主导训练节奏,参与比赛服的设计,并坚决选择自己喜欢的流行乐或迪斯科作为比赛曲目。虽然在备战米兰冬奥会期间,她遭遇了不可控的突发事件。原本准备的短节目因为合作歌手的车辆涉及刑事案件而被迫在赛前5个月紧急更换,她果断回归了深爱的经典短节目《Promise》。而在自由滑方面,受ADHD渴望新鲜感的驱使,她原本极力想打造一套Lady Gaga的混音节目,但由于混音效果不佳、裁判反馈“过于暗黑”以及全美锦标赛试水失利,在面临“时间耗尽”的务实考量下,她和团队在奥运前一个月紧急决定回归最能激发她快乐和全场热情的经典迪斯科《麦克阿瑟公园》。通过这些自主的决策与灵活的应变,她将滑冰彻底转化为一种自我表达的艺术,彻底消除了曾经的心理内耗。 ADHD 神经多样性如何转化为赛场核武器 刘美贤的夺冠之路,也是对ADHD (注:ADHD的全称是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中文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这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主要特征包括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行为,常起病于儿童期并可持续至成年)认知的一次重要颠覆。 女性ADHD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面临巨大的挑战,她们需要支付昂贵的“ADHD税”,比如难以完成常规家务、经常迟到、冲动消费,甚至像刘美贤高中时那样堆积了145份未交的作业。她们的神经系统是“兴趣导向”而非“重要性导向”的,在常规、枯燥的环境中容易崩溃,这也导致许多患者长期伪装成普通人,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与倦怠。 然而,在极限高压的竞技赛场上,这些所谓的“劣势”却在刘美贤身上奇迹般地转化为了“ADHD优势”。首先是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大脑机制。当普通人在意料之外的失误面前感到恐慌时,刘美贤却表示自己喜欢赛场上的意外,因为这会带来“多巴胺狂飙”。失误瞬间释放的化学物质促使她的大脑超高速运转,迅速即兴编排后续动作,将压力转化为刺激的通关游戏。其次是“超级专注”能力。当摒弃了外部期望,单纯出于热爱重返冰场时,她那兴趣导向的神经系统被彻底激活。在别人感到最窒息的奥运决赛场上,她却能完全屏蔽外界噪音,达到最平静、最深度的专注状态。 同时,像西蒙拜尔斯、迈克尔菲尔普斯以及刘美贤的队友安珀格伦等知名运动员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只要不强迫自己适应普通人的常规模式,建立合适的心理支持系统,ADHD患者那种对热爱的偏执、在压力下的亢奋以及对新奇的追求,完全可以成为不可思议的竞技优势。 撕碎完美滤镜 极致真实引发的体育界范式转移 当刘美贤在米兰冬奥会夺得金牌后,她在电视直播镜头前毫无顾忌地爆出粗口欢呼,这一真性情的表现瞬间引爆了社交媒体。这句并未经过公关粉饰的惊人之语,不仅让她的粉丝量从35万暴涨至400多万,更在体育界引发了一场深刻的讨论。 长久以来,花滑女选手被禁锢在“端庄得体”、“冰雪公主”的刻板印象中,甚至被要求在赛场上保持冷酷的“扑克脸”以掩饰紧张。而刘美贤自嘲没有扑克脸,她拒绝情绪伪装,选择将真实的情感写在脸上。在赛前热身区,当其他选手紧张沉默时,她在那边翻筋斗、自拍;在比赛中出现失误的毫秒间,她不压抑情绪,而是通过一个呼吸、一个微小的身体重置信号,完成神经系统的瞬间“状态切换”,迅速找回心流。 这种“极致的真实”不仅是她进行动态神经调节的策略,更是对传统竞技体育内卷形态的强力反击。《华尔街日报》将其评价为“解放之金”,指出她带来了一阵阳光,扫除了花滑运动中常有的压抑与残酷。她的成功证明了,成就伟大的关键不在于抹杀个体的快乐和真实性,不需要靠痛苦、压抑和迎合死板的定义来换取成功。带着松弛感、自主权和对艺术的纯粹热爱,依然可以登顶世界之巅。与刘美贤的极度放松毫无心理压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赛前夺冠大热门,被称为“四周跳大神”的伊利亚·马利宁,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全面奔溃,决赛仅得到第八名。 凝视深渊与自我和解 刘美贤的旷世之舞已经落幕,但她留下的精神遗产却远远超越了体育本身。对于深陷内卷、焦虑和自我怀疑的当代青年以及面临巨大成绩压力的运动员而言,她的经历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心理生存指南。 在应对压力方面,必须学会将“外部强加的义务”转化为“内在觉醒的热爱”。许多人的压力来源于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心理的枯竭。我们应该像刘美贤那样,在面临情绪崩溃的临界点时,勇敢地按下暂停键,倾听自己的真实声音。学会在高压下进行主动的神经调节,而不是一味地压抑紧张和恐惧。接受生活中的失误与混乱,将其视为激发创造力和即兴应变能力的契机。 在如何做自己方面,刘美贤启示我们去拥抱自身的“不完美”与神经多样性。不需要为了迎合社会主流的刻板印象而强迫自己戴上面具。无论你是前卫的、古怪的还是被认为患有某种特质的,只要停止与自己的大脑对抗,找到真正契合自身运作机制的领域,真实的你本身就具有极其强大的感染力与能量。 最核心的启示在于,每个人都应当致力于构建属于自己的“自我复杂性”。不要把人生的全部价值押注在单一的维度上,无论是升学、晋升还是某一次的成败。去拓宽生命的边界,去体验不同的角色,去阅读、去旅行、去热爱。当你明白自己首先是一个丰富完整的人,其次才是一名员工、学生或运动员时,你便获得了真正的心理自由。这种松弛感,将让你在面对人生的任何赛场时,都能无所畏惧地跳出属于自己的自由之舞。 结语 刘美贤在米兰冬奥会上的夺冠,早已超越了一枚金牌的世俗价值,化作了一场具有深刻时代意义的隐喻。她以一种近乎决绝的真实,撕碎了长期以来笼罩在竞技体育和现代社会上空的“内卷”迷雾。她的故事掷地有声地证明了,卓越并不总是源于无尽的痛苦、残酷的自我剥削与绝对的服从。相反,当一个人能够真诚地接纳自身的神经多样性,将所谓的“缺陷”转化为在高压下应对突发状况的独特能量;当一个人有勇气挣脱被他人精密计算的轨道,夺回人生的绝对主导权;当一个人不再将生命的全部重量挂载于单一的身份标签之上,而是去构建丰盈且坚韧的“自我复杂性”时,最震撼人心的奇迹才会降临。 刘美贤的冰上自由之舞,是对所有在压力深渊中挣扎、在刻板期待中迷失的年轻灵魂最响亮的召唤。无论是面对赛场、职场还是人生的种种试炼,我们都不必成为一台冷酷无情的完美机器。去倾听神经系统真实的呼唤,去接纳自己偶尔的混乱与不完美,去寻找那些能真正激发内驱力与多巴胺的热爱。在人生的广袤旷野上,卸下防备,拒绝内耗,做那个最真实、最鲜活的自己,这本身就是一场无可替代的伟大胜利。 参考链接: https://www.wsj.com/sports/olympics/alysa-liu-klaebo-shiffrin-milan-cortina-olympics-bed8878d?mod=e2tw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sports/olympics/interactive/2026/alysa-liu-milan-cortina-olympics-figure-skating/ https://www.reddit.com/r/adhdwomen/comments/1ra2two/alysa_liu_is_one_of_us_so_proud_of_her/

用40年改变旧金山华语教育 1984年,当司徒林志仪(Liana Szeto)被聘为旧金山West Portal小学新开设的华语沉浸式试点课程的首任教师时,该班级仅有25名学生。当时,从来没有人想过或尝试过,在美国公立学校里,用华语教书。 司徒林志仪14岁从香港移民至美国,她对《旧金山纪事报》回忆说,自己和许多美国人一样,像“井底之蛙”,不知道世界有多广阔——她想让孩子们早一点看到。 在90年代,将少数族裔语言带入公立学校课堂,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程序初起时面临重重阻力,课程教纲要从零建起,连课桌椅都没有。后来当学校在1995年正式独立建校,落址毗邻金门高地(Golden Gate Heights)一栋老旧砖楼时,教师们面临来自富裕的周边社区的种族主义仇恨言论(该社区当时以白人居民为主)——司徒女士透露,教师们曾收到恐吓电话、仇恨邮件,甚至有人向校门扔鸡蛋。 这所学校,叫尤方玉屏学校 (Alice Fong Yu Alternative School),以旧金山第一位华裔公立学校教师命名。尤方玉屏女士当年同样面对种族歧视与制度性障碍,依然坚持教书梦想。司徒校长说:“她的故事鼓舞了无数亚裔美国人持续为平权与社区福祉奋斗。” 从1995年建校到今天,作为全国首间华语沉浸式学校,尤方玉屏学校已成长为拥有约600名学生的K-8学校,年年供不应求,每个年级都有候补名单。研究反复证明,华语沉浸式教育不仅让孩子掌握第二语言,英语和数学成绩也往往高于同龄人——该校学生的学业表现长期超越全市和全州平均水平。学校先后荣获“全国蓝丝带学校”、“加州杰出学校”及“加州金丝带学校”等殊荣。2012年,司徒校长荣获美国教育部颁发的“泰瑞尔·贝尔(Terrel H. Bell)杰出领导奖”,此奖每年仅授予全国少数优秀校长。 2025年5月,旧金山市参事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5月18日为“司徒林志仪日” (Liana Szeto Day),由市参事陈小焱(Chyanne Chen)与梅义加(Myrna Melgar)联合颁发荣誉表彰。 双语教育仍面临挑战 去年3月,川普政府宣布英语为美国唯一官方语言,并撤销了保障英语能力有限者获得联邦服务的行政令。对众多新移民家庭而言,这意味着更多障碍。 同年,旧金山联合校区宣布,将新建一所全新的K-8普通话沉浸式独立公立学校,预计2027年招生。 校区学监苏博士(Maria Su)特别聘请刚从尤方玉屏荣休的司徒林志仪,以“特别顾问”身份亲自主导这一项目的落实工作。 目前旧金山已有逾13所公立学校提供粤语或普通话沉浸式课程,但需求依然远超供给。新校的成立,将为更多华裔及非华裔家庭的孩子,打开一扇通向双语世界的门。 更值得欣喜的是,刚过去的教师工会罢工也为新移民家庭带来了重要保障。 历经11个月谈判、4天罢工,旧金山联合校区与教师工会达成历史性协议,首次将移民学生庇护保护条款正式写入合同,承诺保护新移民学生不受联邦执法威胁,并为无家可归的移民家庭保留紧急支援计划。 新政策落地,新学校在建,新移民家庭将获哪些具体保障?新华语沉浸式学校将落址何处、如何申请入学?校区双语服务又将如何调整? 2月26日(周四)晚5:30,华促会移民权益讲座恭候您的到来。尤方玉屏学校前校长司徒林志仪、联合校区教育服务副总监Teresa Shipp以及联合校区教师工会代表Leslie Hu将亲临现场,与社区面对面交流。讲座以英语及粤语进行,提供即时口译,欢迎各位家长及社区朋友参与。 请提前扫码填表报名,详情见海报。 参考资料: https://www.kqed.org/news/12048313/san-francisco-unified-plans-new-mandarin-immersion-school-amid-charter-push https://www.sfchronicle.com/sf/article/sfusd-chinese-immersion-school-liana-szeto-20372359.php https://www.singtaousa.com/2025/05/14/news/usa/principal-szeto-lam-chi-yee/ https://www.sfusd.edu/about-sfusd/sfusd-news/press-releases/2025-10-17-alice-fong-yu-alternative-school-celebrates-30-years-excellence-language-immersion-education

编者按:围绕美国“斩杀线”的议题,充斥着不少造谣与夸张的说法。然而,生活的“可负担性”,即美国两党这几个月使用频率颇高的“Affordability”问题,却真实存在。尤其在旧金山、纽约等高成本城市,且不说房价和医疗保费的不断上升,仅仅是食品、日用品、汽油和房租的上涨,便足以成为许多家庭难以承受的生存压力。 在旧金山湾区,华人移民中真正拥有高收入的,主要集中在科技行业;在旧金山本地,尤其是唐人街,还有许多普通移民在贫困线挣扎。他们的处境,一直淹没在美国主流对华裔“模范族裔”的刻板叙事中,也被少数硅谷大厂华人员工在小红书上“晒包裹(薪水福利)”的光鲜形象所遮蔽,进而被抹杀和遗忘。 今天,湾事记采访了一位年近七旬、仍在艰难求职的华人移民长者。我们希望他的故事,提醒读者:美国华人群体是一个非常多元、复杂的少数族裔群体。我们需要守望互助,也需要为更多类似他一样的移民发声,通过我们力所能及的方式为他、为整个移民社区推动更多经济上的支持政策和实际资源。所谓“经济正义”,要解决的问题是美国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是两党热议的“可负担性”危机;而在许多人的现实生活中,有时候更是一份迫切需要的工作。 在美国生活成本最高的都会区之一,一位年近七旬的长者仍在为补贴家用而奔波求职。一个工作日上午,湾事记见到了伍生。他衣着整洁,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中装着一叠用保鲜袋包装好的信件。“我(把这些信)带出来,能不能有人帮我看看。”伍生说。 伍生几乎每次来到唐人街,都会随身携带这样一叠信件,他表示,自己通常会去市立图书馆或非营利机构,请工作人员协助理解信件内容。信件中不止有英文的,有些虽然是中文,但仍有不少细节让他看不明白,也担忧其中设计需要自己操作或回复的事项。这已经成为伍生每次来唐人街的固定步骤之一,另一项则是找工作。 伍生于上世纪80年代移民来美,是由姐姐为他申请。在采访过程中,姐姐还打电话与他聊天,两人关系十分亲近。谈起移民后的生活,伍生苦笑道:“来了美国,日子就没好过。”他坦言,自己已经求职超过一年,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要求不高的,无论兼职还是全职,只要能帮补一下,(一个月)几百元也好啊。” 伍生感叹,如今物价飞涨,光是菜价,就比他刚来时涨了不止十倍。在街市买菜时,他也经常听到街坊感叹“什么都涨价”。他苦笑着说,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只能“少买点菜、少吃点”。 据《旧金山纪事报》在2024年年底基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数据所作统计,旧金山大都会区物价水平较全国平均值高出18%,该机构通过追踪食品、住房、交通、教育及医疗保健等价格来衡量相对成本。过去六年间,旧金山大都会区始终居全国相对成本榜首,圣何塞都会区紧随其后。 美国劳工统计局(BLS)于今年1月13日发布报告称,截止至2025年12月,旧金山-奥克兰-海沃德地区所有城市消费者价格指数(CPI-U)在12个月内上升3%。其中食品价格指数上涨4.3%,能源价格指数则下降0.2%。 一生求职艰辛求职:生病后被30年雇主解雇,从零开始 伍生做过多种工作。与许多新移民一样,初来乍到时英文不好、也没有技术,只能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作,例如洗碗、包装、企台等。年轻时,伍生还曾到“其他埠仔”(即其他城市)工作,这类工作通常需要在当地吃住,老板包吃住被视为一项福利。 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他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为了胜任企台的工作,伍生需要记下英文菜单,以便服务说英文的客人。“都是靠死记硬背的啦。”伍生笑着说。 那是二十多年前、还没离婚的时候。离婚后,伍生成了需要一边工作、一边独自抚养四个年幼孩子的单亲爸爸。由于担心长时间放孩子在家无人看管不安全,他不得不辞掉了夜班工作。 一份工作要养活四个孩子的艰辛,至今仍历历在目。回想起最艰难的日子,伍生一度难掩情绪,眼含热泪。他说,但也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洗湿个头(意为事情已经开始,只能坚持)”。所幸孩子们健康成长,如今都独立成家。 随着英语能力逐渐提高,90年代末,伍生开始在一家大型酒店担任房务员(houseman)。直到前年,他因腿部疼痛需要接受手术。但在公司不愿延期病假的情况下,伍生尚未完全康复便被酒店解雇。谈起这段经历,伍生十分伤心。一方面是失去了稳定收入,另一方面则是对公司态度的失望与寒心。“做了快30年,一点人情都没有。”他说。 身体康复后,伍生便一直在找工作。他反复提到,如今求职全面电子化是一大难题。几乎任何职位都需要提交简历和求职信,最简单的也至少要完成一份线上申请。这意味着申请人至少要会使用电子邮箱和网络。更不用说,许多招聘信息本身就是在网上发布的,不熟悉网络的人几乎接触不到这些岗位。 “以前哪有这么复杂?都是填张表就行了。”伍生说。现在,他有时也会走进各种店铺,直接询问是否招工。他并不觉得这样做丢脸,但由于自己不具备电子化操作能力,这成了他当时唯一的找工方式。只是,这样的尝试往往以吃闭门羹告终——几乎所有店家都告诉他,需要上网提交申请。 伍生也尝试过通过学习进修提升自己,包括参加市立大学开设的清洁班培训,并成功取得结业证书,但因面试时过于紧张,最终未能获得工作机会。 所幸,多年在地生活积累下的人脉为他带来了一线转机。2024年底,伍生经一位工友介绍,联系上了华促会经济正义团队(EJ Team)。那位工友此前正是通过经济正义团队的转介与求职辅导,顺利入职机场。他因此告诉伍生,“华促会能帮到你。” 就这样,伍生联系了华促会经济正义团队。在经济正义团队的协助下,伍生建立了电子邮箱,并订阅了该团队的职位公告邮件及多个求职网站。伍生坦言,自己年纪已大,但“还干得动”。不过,他确实有身体和安全方面的顾虑,加上没有车辆,全靠公交出行,许多距离较远的岗位不得不放弃。可选择的工作有限,也让他的求职时间被进一步延长。 华促会经济正义团队成员通晓广东话和普通话,专门服务非英语母语的社区成员。尤其在疫情之后,许多社区成员面临失业,同时还要应对语言和数字技能的双重挑战。团队经过不懈努力,成功推动市府在部分招聘岗位上降低英语要求。经济正义团队还运营职位公告邮件,每周多次推送,涵盖大量适合社区成员的可靠岗位,例如市府职位、医疗机构等,并提供包括时薪在内的详细信息。 最关键的是,经济正义团队倾听社区的声音,了解成员面临的实际困难。他们不仅帮助修改简历、辅导面试,还会根据每位客户的具体需求推荐合适岗位。(请见文末联系方式) 还有多少个65岁以上的“伍生”? 随着高物价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依靠有限退休金在旧金山生活的群体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华促会经济正义团队经理林明利(Amos Lim)告诉湾事记,过去半年内,越来越多的已到退休年龄的移民群体向该团队寻求就业支持。“他们不得不将有限的固定收入‘精打细算’,以应付日常开销,因此急需找到稳定的兼职工作才能维持在旧金山的生活。” 旧金山以外,像伍生这样,超过65岁仍在求职或工作的长者并非个例。根据皮尤慈善信托基金基于2023年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的统计,随着贫困和有限收入给全国长者带来的压力——尤其在城市地区更为突出——越来越多65岁及以上的居民在超过传统退休年龄后仍继续工作。数据显示,几乎五分之一的65岁以上长者仍在职场中活跃。 分析美国18个城市的情况发现,平均有16.5%的老年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另有10.1%处于贫困线100%–149%的“低收入”区间。这一比例远高于全国水平:全美贫困老年人口为11.3%,低收入群体为8.2%。 老年家庭高度依赖社会保障福利,该福利按劳动者退休前收入的一定比例发放。2023年,全国87%的老年家庭将社会保障金纳入年度收入,而在所分析的城市中,这一比例为83%。老年家庭通常还可获得其他形式的退休收入,包括个人或雇主提供的退休账户及单位养老金。2023年,全国超过半数(58%)老年家庭有此类收入,而研究城市中为49%。 老年家庭的第三大收入来源是兼职或全职工作。全国约39%的老年家庭有劳动收入,低于社会保障金和退休基金的占比;而在分析城市中,这一比例为42%。 伍生的情况正反映了城市老年工作人口的现实:被生活压力逼得不得不继续工作。他说,自己曾在62岁时考虑退休,但自付医疗保险费用实在太高,要等到65岁以上才能有资格申请红蓝卡(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因此一直未能退休。即便现在可以领取社保金,他仍觉得入不敷出。 伍生强调,自己不愿依赖政府补助,比如粮食券,更希望自食其力。湾事记问他是否出于自尊心考虑,伍生提到最近在YouTube上看到一个视频,称现任政府可能“清算白卡申请人”,甚至“没收房产”。虽然他自己没有房产,但仍感到恐惧和担忧。湾事记向他澄清,这类视频多为制造恐慌,合规的白卡受益人并不会受影响。伍生表示:“我不全信,但事必有因。”他认为,现任政府在福利政策上更为严格,是一个整体趋势。 经济形势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经济正义团队经理林明利也注意到这样的变化,并直言在这个形势下,移民群体的求职难度进一步加大:“由于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环境动荡,政府、医疗和酒店等传统热门行业纷纷暂停招聘,这让本就面临就业障碍的群体更难找到工作机会。” 大环境困难的情况下,尽可能缩减生活开支成为许多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伍生表示,自己幸运的是在孩子的帮助下申请到了可负担房屋,虽然房租对他来说不低,但至少相对有保障。这间单间公寓是儿子帮他办理的网上申请,谈到孩子时,可以明显感受到伍生的自豪和欣慰,但他也为孩子们担忧当前的经济形势。 尽管孩子们非常孝顺,伍生仍不愿依赖他们。比如,他的女儿偶尔请假陪他去看医生,但伍生认为女儿应以工作和家庭为重。“我不可能事事都找她的啊。”他体谅孩子们在当下的生活压力,有份工作已经不易,还要兼顾家庭,他不想增加孩子们的负担。 伍生坦言,目前他最担心的就是医疗保障和工作问题。尽管他够资格持有红蓝卡,随着年纪增长,潜在医疗费用仍让他焦虑。他在接受任何治疗前都会仔细确认医保是否覆盖,自付额是多少,并确保自己负担得起。伍生半开玩笑地说:“会不会一下子几千一万?我怎么付得起?拿我命比较快。” 至于工作,他对华促会经济正义团队的帮助心怀感激,同时表示自己采取“见步行步、顺其自然”的态度——当时,他已预约好下周与团队会面,希望进一步完善简历和求职信。他也鼓励与自己境遇相似的人,无论是不擅长英语的新移民,还是因高昂生活成本仍需继续工作的长者,要勇敢寻求帮助。 ——— 华促会经济正义团队(EJ Team)运营专业就业中心,为英语水平有限(英语水平达到三级及以上)的华裔群体提供就业服务。 如需联系,请致电415-598-8508留言信箱或发电邮至EJTeam@caasf.org告诉我们您的名字、电话号码和您想申请的职位。 也可参与华促会每月社区服务日,现场接受就业服务。 参考资料: https://www.bls.gov/regions/west/news-release/consumerpriceindex_sanfrancisco.htm https://www.sfchronicle.com/bayarea/article/cost-of-living-increase-19975781.php https://www.ppic.org/publication/labor-force-participation-in-california https://www.pew.org/en/research-and-analysis/articles/2025/08/04/more-us-residents-are-working-past-retirement-age



展望2028年,纽森已手握一张王牌:证明自己能在川普时代,为民主党赢得关键一仗。不过,现在形势远未明朗。如果以纽森前七年的执政经历来看,他将在加州执政的最后一年里,不得不应对核心选民群体之间更加激烈的政策斗争加州的无家可归率等问题,将被对手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