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特别检察官报告中的拜登与面谈笔录中的为什么判若两人？

March 15,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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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溪边愚人

全文共 5009 字，阅读大约需要 9 分钟

周二（3月12日），负责调查拜登处理机密信息一事的特别检察官许景(Robert Hur)出席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听证会之前，委员会成员收到了一份当初许景与拜登总统数小时面谈的笔录。听证会后，该委员会的民主党人公布了这份长达250多页的笔录。

这份笔录掀起了轩然大波。

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上个月公布了许景的报告。许景在报告中说：“我们的结论是，没有理由对此事提出刑事指控。即使司法部的政策不禁止对现任总统提出刑事指控，我们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不过，报告把拜登描绘成一个“记忆力差的老人”，说他的记忆力“似乎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把这个也说成是不予起诉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阅读这份新公布的谈话笔录，你会发现，这里面展示的拜登与许景描绘的拜登判若两人。

在一个总统大选年，在选民对候选人的年龄已经有很大顾虑的时候，许景报告中对拜登记忆力的描述，是有严重政治后果的。

面谈中的拜登记忆力不佳吗？

分析记忆力，相信专家有专业的方法及要点、原则。但一般情况下，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凭常识做出合理的判断。我个人的体会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记忆方式，也有自己的选择性记忆。

说到记忆方式，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有人偏重记忆具体年份或日子，有人偏重记忆具体事件。

偏重记忆具体年份或日子的，当然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出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但偏重记忆具体事件的就不那么简单直接了。比如，我大概过了20岁之后就不太能马上说出自己的年龄了，因为我脑子里根本不去想年龄这个事，经常生日过去了都不知道。被问到年龄时，我要用当时的年份减去自己出生的年份来算。更有甚者，在几家不同公司工作过的我，无法一下子说出哪一年去了哪一家公司，我要从哪一年来美国开始算，读了几年书，工作后第一家做了几年，第二家做了几年……这也是一种记忆方式，而许景的报告中，似乎把这种记忆方式说成是记忆有问题。

许景报告中证明拜登记忆力不行的例子之一是，拜登在第一天的面谈中有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是2013年——我什么时候不再是副总统了？”我太熟悉这样的时刻了——需要先做一下算术才能把自己放到一个正确的时间框架中。这真的与记忆力无关。

另外，上述这样似乎是问自己，又似乎是问边上的人的对话方式，分明是一种一边思考一边大声说出来的行为习惯。因为拜登的律师也参加了面谈，拜登有时候是与律师对话后才产生正确答案的。许景不是把这样的对话作为一种思考过程，而是作为思考结果，就好像评判考试结果时，不是用正式答卷，而是用草稿纸上的涂鸦来打分。

至于说拜登不记得大儿子是哪一年去世的，去问问家里十年内有人故世的，是不是都确切记得哪一年？你真可能会吃惊，很少有人能够一下子说出年份。刻骨铭心的是每个人独特的痛，是某一个或几个情绪时刻，不是日子或年份。何况笔录里显示，拜登清晰地说出了日子呢！他在回忆这些事件中，同样是把儿子的去世与他工作、参选的时间框架进行参照。不看笔录，还真以为拜登什么都忘记了。

在这段笔录里，拜登说出了儿子去世的确切日期。

再说选择性记忆。几乎每个人的记忆都是选择性的。回想一下中学、大学生活，你记得的有多少？能够填充成多少日子？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都成了空白？

这些年参加了无数的同学聚会，中学的，大学的，小范围的，全体的。印象最深的是：不同人所记得的东西会大相径庭。你记忆清晰的事情，别人毫无印象；同样，别人绘声绘色的回忆，似乎是在说与你没有任何交集的故事。有时真要怀疑，大家是不是读的同一个学校，这里每个人说的故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共同经历。

有一个例子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我们高中时的学校食堂，第一年是大家坐着吃饭，大长桌，位子很挤，不仅左右紧挨着，后背还与邻桌人的后背紧贴着。一般开饭时间大家都一起去食堂，按部就班坐下没问题。但吃得快的同学如果是坐在长桌的中间，要走出来非常困难。我至今脑海里还有这样的图画：冬天穿得鼓鼓囊囊的我们，硬是要从几乎没有缝隙的一个个板凳之间找到插脚的地方，摇摇晃晃地往外走。在那个羞涩的年龄，从同性的同学身边走过，还能用手搭一把扶稳自己，而从异性同学身边走过时，心里一定是在祈祷，站不稳的自己千万别倒在同学身上。第二年，学校干脆把凳子都拿掉，所有人都站着吃饭。这样就宽敞了，谁都可以随意走动。那个年龄的我们都不在乎，高高兴兴地站着吃。但有个同学经常一边吃饭一边嘀咕，站着吃饭容易胃下垂唉。

几十年后在一次班级聚会中，说起饭桌上的情景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记忆：从来都是站着吃的；从来都是坐着吃的；有坐过，也有站过。自然也有什么都不记得的。好玩的是，说从来都是站着吃的同学还特别举出那个“胃下垂”的例子证明就是站着吃的。当然，这个例子根本不能排除也曾经有过坐着吃饭的时候。有意思的是，谁的记忆正确，谁的记忆不正确，与当初读书时成绩的好坏或者工作后成就的大小一点关系也没有。

其实，这就是选择性记忆。

Katie Phang转发Aaron Rupar的推文截图，图中招贴图版上所示为许景报告中说拜登有“惊人的理解和记忆”那部分内容的文字

同样道理，拜登的记忆也是选择性的。事实上，许景在与拜登面谈时还称赞拜登对自己的房子结构有“（照相机式的）惊人的理解和记忆”。只是他写报告时把这一点完全忘记了。

许景的报告是当年司法部长巴尔的故伎重演

还记得2019年负责调查“通俄门”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报告出来后，时任司法部长比尔·巴尔(Bill Barr)的骚操作吗？当时，巴尔不是公布穆勒的报告，而是自己搞了一个四页纸的报告总结，宣称穆勒的调查结果是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起诉川普。事实是，穆勒的调查非常清晰地说明了有很多疑点，只是因为在法律上不能起诉现任总统，而不起诉也就意味着川普没有一个在法庭上辩护的机会。穆勒认为不给当事人辩护机会不公平，所以，决定不将起诉作为报告的结论，而是让司法部长或国会来做这个决定。

巴尔的总结暗示川普已被免除任何罪行，其误导性如此之强，迫使穆勒紧急召集了一个媒体发布会，宣读了一份声明，明确说没有免除川普的罪名。后来又有一个与穆勒调查案的调查材料有关的公共记录诉讼案，负责该案的雷吉·沃尔顿(Reggie Walton)法官在2020年写道，巴尔的总结与穆勒报告的差异“导致法院严重质疑司法部长巴尔是否蓄意试图影响公众对穆勒报告的讨论，使之有利于川普总统，因为穆勒报告的编辑版本中存在某些与此相反的结论。”

许景的报告难道不是玩的同样的伎俩吗？报告先出来，面谈的笔录一个多月后才面世。报告把拜登描述为一个记忆力很成问题的老人，等到人们一个月后看见笔录，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时，伤害已经造成了。

这当然打的是争取第一印象的牌。但在美国特殊的媒体环境下，这种玩法已经超出了第一印象的意义。右翼的不少人，特别是川普追随者中相当数量的人，只从他们“喜欢”的渠道获得信息。许景报告中有不利于拜登的信息，这些人很快就会知道。但笔录出来后，他们的信息渠道大概率是不会纠正当初的错误信息的。如果不是那个严重误导的报告先出来，这些人就不会有获得这个不真实信息的机会。所以，有没有这一个误导的机会太关键了。

其实，最关键的要点是：许景不是专业人员，评估拜登是否老迈，是否记忆力太差，不仅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而且他根本没有资格做这件事。以许景的资历，他不可能不懂得自己的职责范围，也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报告会成为政治工具，就像巴尔的穆勒报告总结一样。

这一点上还是亨特·拜登的律师做得好。国会一直要亨特就他父亲是否参与他的生意，是否从乌克兰等处获得利益一事去做证，但亨特坚持要求公开听证，因为他不相信会有一个公平的闭门听证。后来，这个案子的主要证人因为在此案中做伪证被起诉了，共和党方面等于没什么筹码了，不得不同意亨特提出的闭门听证条件：(1)该听证不录像，这是共和党做出的一个重大让步，因为其它听证会都是录像的。(2)听证内容必须对公众公布。(3)共和党方面不能单方面先选择性泄露部分听证内容。(4)共和党和民主党要同时拿到听证笔录。

不是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吗？更何况，这些只是最基本的操作。

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的立场和观点。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4/03/12/us/politics/hur-biden-memory-transcript.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4/02/08/us/biden-documents-investigation-report-takeaways.html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4/03/12/biden-hur-transcript-analysis-00146473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4/03/hur-report-biden-2024-election/677740/

https://www.cnn.com/2024/02/27/politics/hunter-biden-deposition-details/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