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捷生
俄乌战争未打响之前，克里姆林宫的“御桌”先火遍全球。那就是普京御用长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茨、匈牙利总理奥班，坐在御桌远端，远到肉眼看不清对方表情。这是外交会晤还是藩邦朝觐？
还好，这些藩王尚可坐在长桌另一头，而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国防部长绍伊古面圣，则尊卑有序，下属只能委曲卑微地坐在远端之侧，就像礼部尚书、兵部尚书不配和皇帝对面平坐。
再看泽连斯基，与子同袍，与民同仇，与危城共存。还有英国金毛首相鲍里斯在基辅街头和市民交谈、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到布查实地察看……却要问，开战以来普京在哪里？除了在御桌遥远的一端，没再见过他。
这说到一个烧脑话题，何为最远距离？地理学家答：北极到南极的距离；天文学家答：不同星系的距离以光年计算；诗人答：是夏天与冬天永不相见；有一位已失和的朋友说：人际之间最远的距离是三观不合。而我觉得，无论是物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很难用抽象答案去度量。还是说点个人经历吧。
我近不惑之年始来美，接受角色转换甚难。不同于九岁的儿子，他像幼苗舒展，自由生长。我却像一片飘零之絮，委落泥尘后艰难重生，我将摸索认知异国文化视为精神逆成长。
成长就像打开一重重人生之门，步入另一境界。我儿子在新泽西读中学，十五岁时给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封信，质疑公校教育若干问题。殊不想收到白宫信函，竟是总统回信并附送一张签名照片。
克林顿首先感谢我儿子来信，说：尽管他公务缠身，但你提出的问题值得重视，你代表着美国未来，我们将一起面对和解决这些关乎下一代的问题……等等。这些话很笼统，但措辞平等亲切。
儿子很高兴，带回学校给同学传阅。作为第一代移民的父母，我们也觉意外，并为儿子的欣悦而欣悦。
然而，成人认知毕竟异于成长期的孩子。我们很快了解到，投书白宫，除却无厘头内容，都会得到回复。白宫有专门公关班子，以总统名义给民众回信是其职责之一，连信末和照片上的总统签名，也是逼真影印。但做父母的并未跟儿子揭破，让他自己从生活领悟，才是成长扎实的脚印。何况，日后他对美国社会之融合，要比上一代深入得多。
我的成长期曾有一段红色记忆。周总理爱民如子，只要见一面握过手，哪怕多年之后重遇，也能记住人家的名字。这个传说在知识分子中流传最广。后始知美国也有神人，克林顿总统亦具“人面识别”超人本领。二度见面被他亲切唤出名字的人，无不感动——如果这词太煽情，至少是触动吧。
只不过，美国并无铸锻领袖神话的习惯。我其后得知，克林顿在白宫与来访者见面，出场之前，幕僚会指点视像或图片，告诉总统该人名字与背景。说来并非所有总统都练这门功课，克林顿却做到了。
希拉里则是另一型格，她的明灿笑容抹不去精英的高冷。倘非如此，2016川普能否入主白宫尚未可知。记得当时希拉里无甚兴趣去锈带拉票，称潦倒落魄的白人蓝领“可悲”。我曾经驾车经过破败锈带，直觉上那是弃地与遗民。我也想说“可悲”这个词，她却万万不能说；我不是解决问题的人，她应该是。显然，她不是。
希拉里失去锈带民心后才痛心疾首：“美国分裂的程度，超过我们的想像。”我在想，如果是克林顿，他当时会怎么做？
我后来迁居大华府，听到不少逸闻。哪怕不喜欢克林顿的政界商界人士，多认同他确有个人魅力，只要现身公共场合，俨然聚光灯追身，他自己就是光源。我有亲身经历可佐证——
90年代中一个圣诞节，我陪来美探亲的父母到华盛顿观光。别的城市每逢节日都熙熙攘攘，惟此城例外，只缘首都上班族逾六成都不在市区居住。
我和两老闲逛，只闻圣诞音乐在空旷街道飘荡，温馨而寂寞。我们行至一向游客如织的白宫，居然也清冷得可以。白宫南草坪只有一条人影在遛狗，我没去留意，只觉得正是照相时机，免得摩肩接踵。
留影毕，此际草坪遛狗者扔出的网球滚到栅栏边，那人过来了，他主动向我们挥手致意，这才认出来正是克林顿。
那时距911还有几年，完全看不到特勤保镖踪影。白宫栅栏外就是街道，克林顿离我们仅六七步。他生就一副阳光脸孔，笑起来显得很真诚的样子。这正是他自带流量的天赋。
我后来推断，他逗狗的网球是有意掷到栅栏边的，休闲时刻不忘亲民秀，能把这视为己任并享受其中，我想首推克林顿。
至于小布什，虽远不如克林顿，胜在性格憨直；奥巴马也很注意亲民，但有时表演着了痕迹。说到川普，他的本事是激发基本盘死忠追随之余，却唤起更多反对者。
无论哪一任总统，都不值得赞美讴歌。美国绝少听到颂圣谀词，即令克林顿在任时亲和力爆表，也一样被民众怒喷。我亲历的另一故事，克林顿总统正是其中角色。
1999年女足世界杯中美对决，是足坛盛事。美国男足乏人关注，却是世界上踢球女性最多的国家，足球力压垒球篮球，是热度第一的女子运动项目，每逢大赛事，上座率远胜男足。我想这和中小学女足普及和无数家长的忘情投入有关。
那届世界杯，中美女足过关斩将都如摧枯拉朽。决赛两强对撼，全美热爆。我躬逢其盛，飞到洛杉矶看球。
当日赶到玫瑰杯体育场，恰巧克林顿总统夫妇也在此刻到达。或许他们当时读高中的千金也踢球，更大可能是惯做亲民秀的克林顿不放过蹭热度之机。总之我和美国总统再度相遇。
这次克林顿夫妇并不讨喜。为让总统一行进场入座，特勤保镖暂时封锁通道。我的球票正是这个看台。虽只迟滞片刻，被拦截的老美们却不干，齐齐报以嘘声，唾沫星儿快喷上希拉里的秀发了。克林顿夫妇只得陪着笑脸快步通过，及至保镖们魁梧的背影消失，大家随后鱼贯而入。
我的球票座席就在总统邻区，要经过已落座的克林顿夫妇面前。一黑一白两名特勤人员陪着小心，温言引导人流尽快通过这条过道。这“黑白双煞”西装革履，举止已十足斯文，但入场球迷心里已经不爽，对总统保镖便无好脸色。
我前面抱着婴儿的白人男子怒骂：“Fxxx！你没看见我抱着小孩？”其尖厉音频足以让美国总统听见。但无论是克林顿夫妇还是特勤组都得保持风度，听到民众以F开头的词句，也要装孙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民众的孙子，而不是大爷。
亲眼目睹美国人当面臭嘘和“F”国家领导人，这于来自另一文化背景的我可谓一种启蒙。
无论哪届总统，权力认受性都来自选票。他们亲民是必须的，只有做得好与差之区别。然而，另一体制的权力者则不同，他们是人民领袖，是用来爱戴的。
再说一件亲历之事——1987年我到首都机场搭乘民航飞机，那时未有居民身份证，个人证件都是工作证。当然有的人或有不止一种证件，比如我还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省政协委员证。购买机票时个人证件不管用，必须有单位证明。
几十年一贯制的社会格局及其价值标准，个人什么都不是，能证明你是谁的只能是单位。单位俨然全能社会的微缩。
我家在北京，工作单位却在广州，每次从京南返，都要找中国作家协会盖章出具证明。与之匹配，购买机票就用中国作协会员证，但那次在首都机场办理登机手续一时找不到，只好拿出省政协委员证。那本红封皮上印着金色国徽的证件，与中国作协的盖章证明对不上号。然而在官本位社会，那不算个事。政协委员不是官，却是政治地位的象征。
登机之后，才发现官本位“福利”不止于此。明明是普通经济舱机票，我却被安排坐头等舱。那是我头一回享受这等待遇，便事事新鲜，却发现前三排一直空着。及至起飞前一刻，始见一帮人登机，被簇拥入座的原来是国务院副总理。他姓李，单名。
副总理出行并无专机，与民同行本是好事，可零距离了解民情，更是做亲民秀良机。
那时我对西方政治家素质无甚认知。但就官本位社会而论，就我所见，这位副总理也算是对民众最冷漠的一个。他坐第一排靠窗位置，身边与后排都是随员与便衣警卫。连笑容可掬的空姐送饮料，都是随员代接转递，他头也不抬，连道谢都有人代劳。京广航线就两个小时多一点，全程不见他离座与其他旅客和空服人员交谈。
倒有花絮，我在候机厅偶识一位香港旅客，他是北京首家中港合资酒家（在前门东大街）点心师。因粤语同声同气，大家聊得来，但登机后就隔开了，半途他要到头等舱来索要联系电话，却被便衣警卫拦住，不得越界。
我这才明白，坐头等舱并非政协委员证带来的福利，而是登记时“政审”的刻意安排——政协委员身份给大领导带来更多安全感。
飞抵广州白云机场，全机旅客都端坐不动，让国家领导一行人先下机。革命经典黑白片《列宁在一九一八》有句台词“让列宁同志先走”；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孩子们化为灰烬之前听到的最后一句是“让领导同志先走”。这守则来自体制深层结构。
当副总理经过我身边，我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符号，那是严肃、矜持、倨傲的混合。不由不信，如果某人天生就没有亲切感，那么后天也学不来。人与人心理距离之遥远，从价值体系就是先天的。
及至八十年代最后一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他更多表情包，把他固化为脸谱人物，更把他与某个历史事件永远捆绑。
我到了异国，一切都从头去学。儿子轻而易举完成的文化转换，我却要花几倍时间。终于迈过那道门槛，便洞悉西方政治家都“装”，装着装着，就成了价值标准与行为守则，这可是弄假成真了。
驀然回首，发觉当日邂逅之大人物，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就是不装，完美做到了他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