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补丁本丁
近期，加州 ACA5 议案在通过众议院和参议院投票，晋级为加州 16 号法案（Prop16）进入 11 月选票后，华裔社区中反 Prop16 的声音依然此起彼伏：车队抗议游行和号召每个华裔都来捐款，以此来挑战法律语言，进而 “打选战” 的微信群信息和文章时不时出现。说到底，就是不想要平权法案重新回到加州。
然而，另一方面，不管是 ACA5 还是如今的 Prop16，华裔社区里竭力支持平权法案的组织、领袖和个人也越来越多。除了从 3 月份 ACA5 发布以来就一直竭力支持的华人权益促进会（CAA）外，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APAPA）也高调加入支持 Prop16 的队伍，相继发布多条中英文短视频来号召华裔支持 Prop16，废除 209 号法案。而在政界，不仅有旧金山全体亚裔参事的公开支持，加州议会亚太裔立法党团也公开声明支持。
虽然反对的华人一直在拿加州公立教育说事，但值得寻味的是，6 月 15 日中午，连加州大学校董事会发布公告，决定一致支持 ACA5（Prop16）。
为什么华裔社区会在同一个法案上出现这样大的意见分歧？在支持平权法案已经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为什么华裔社区还会有不少反对的声音？斯坦福大学研究生 Hao Zou（邹浩） 深度研究了华裔反平权法案的历史背景和根源。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相信读完此文，相信你会对 2020 年美国华裔在平权法案问题上的分裂和误解有更深的理解。
支持 Prop16, 废除 209 号法案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划重点：
- 1965 年后的移民政策带来了经济上异质和分裂的亚裔美国社区，这种以社会经济地位为基础的移民选择体系，造成了社群的分裂，并在此后把亚裔美国人塑造为公众眼中的少数族裔模范。
- 亚裔 “模范族裔” 刻板印象的打造，使得亚裔被孤立为少数族裔中的少数，导致 80 年代的反亚裔情绪，并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个别加州大学对亚裔的录取不公事件。
- 录取不公事件后，种族配额这个已经被判定违宪的政策，在保守派政治力量的操纵下，又与亚裔在大学招生中的平权法案混淆和对立起来。
1965 年之后的移民法造就一个分裂的华裔社群
1970 年以来，美国见证了华人移民的大爆炸，当时，在美国的华人数量仅为 436,000 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美国人。1965 年施行的《移民与国籍法》规定了每个国家的移民每年可以获得签证上限，停止了不公平的种族隐性配额制度。同时，1965 年后的自由移民政策产生了一个预料之外的结果，那就是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的华人移民不断地进入美国。
此外，南美和东南亚的政治动荡，也迫使一部分难民在 1980 年实施了《难民法》后涌入美国，这其中也有超过 300,000 是华人。从 1971 年至 2010 年，超过 180 万华人移民抵达美国。据统计到 2010 年，76% 的华裔美国成人是在海外出生的。加州和纽约是这些新华人移民所青睐的目的地。
自 1960 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已经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之后向所有少数族裔敞开了通向各式各样社会机构的大门。作为直接的受益群体，华裔美国人，尤其是在美国出生的这批人，利用这些机会，融入了更多元的社区，并以专业人员的身份加入了主流劳动力市场。
林登 · 约翰逊总统在纽约港的自由岛上签署了 1965 年的移民法案 （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在允许大量华人移民入境的同时，1965 年后的移民法也造就了一个更多元的华裔美国人社群。移民法规的筛选体系既有利于家庭重新团聚，也有利于提升新移民群体的专业技能。一方面，职业偏好体系刺激了更多专业和技术人才到达美国。
在所有华人移民中，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从 1980 年代早期的 36%，增长到 90 年代早期的 42%，并于 2010 年超过半数，达到了 51%，与此同期的美国全国的这一比例仅分别为 16%、20% 和 28%。利用社会的积极变化，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能够在主流行业中从事专业工作。
更高学历带来了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工作则直接体现在收入的提升上。华人移民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在 80 年代早期为 18,415 美元。到了 90 年代早期，增长到 34,877 美元，并于 2010 年达到 65,000 美元。而与此同时，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水平则分别为 16,841、28,000 以及 49,800 美元。
图片来自 2017 年阿波罗新闻网，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移民局
另一方面，这一波新华人移民中的三分之二，是美籍公民与永居居民的亲属们，在长期与家人们分离后，他们终于能在美国团聚了。在 1985 年，与家人们重聚的比例超过了 80%，而到了 90 年代，更是高达 92%。
然而，与越来越多的华裔美国人挣到高工资，并居住到城市或城郊的富人社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更多社会经济状况不佳的华人家庭，只能做一些普通的服务工作并在城市里艰难的生存。
80 年代初，美国华裔家庭的贫困率为 10% 以上，而美国白人家庭的贫困率为 7%。22% 在外国出生的华裔美国人从事服务性职业，比白人劳工的比例高出一倍。到了 2010 年，14% 的华裔移民生活水准低于贫困线，而全国平均水平为 13%。
华人移民在人口结构与社会特征上的变化很大程度地代表了整个亚裔美国人群体。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就被限制移民美国的亚裔美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有技术的群体。基于既有或新建立起的家庭关系，更多的菲律宾裔、韩裔和印度裔移民进入了亚裔大家庭，越南移民的出现则是难民法律和政策的结果。
与华裔移民类似，1965 年后的移民政策带来了经济上异质和分裂的亚裔美国社区。战后移民法律体系的选择性特征，为大量具有职业技能和投资资本的亚裔移民打开了进入美国的大门。这种以社会经济地位为基础的移民选择体系，造成了社群的分裂，并在此后把亚裔美国人塑造为公众眼中的少数族裔模范。
“模范少数族裔” 将亚裔孤立为少数中的少数
亚裔美国人被大量文章描述为少数族裔中的模范群体，他们通过勤奋、坚韧、自立、乐于学习，克服艰难困苦和历史歧视，成功地融入美国社会。这些对于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植根于上世纪 60 年代，80 年代后又再次出现。全国性质的报刊杂志，包括《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纽约时报》、《财富》还有《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从 80 年代早期开始刊登亚裔美国人的成功故事。流行的电视节目也加入了宣传亚裔美国人模范形象的队伍。
亚裔美国人在社会经济方面的成就是这些故事的核心主题，这样的描述当然也有其社会基础。上世纪 80 年代，亚裔美国人占美国人口比例不足 2%，但他们进入名牌大学的比例明显更高。在 70 年代中期之后的 10 年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裔美国人新生的入学比例从 17.1% 增长到 26.5%，而在斯坦福大学这一比例也从 5.7% 增长到 14.7%。
在针对亚裔成功的报道中，与注重结构性解释社会条件改善和更包容的移民政策不同，在公众视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论述主要强调家庭、文化属性等因素。通过种族文化特征的视角来解读华裔美国人的社会经济成就时，更倾向于把华裔学生描绘成服从权威、勤奋、安静、学术能力强，但性格单调、缺乏个性和领导力。这样的解读框架逐渐塑造出了一种统一的亚裔美国人形象，不仅区别于盎克鲁撒克逊美国人，同时也并不像那些持续在严重的社会问题中挣扎的其他少数族裔群体。
这样的文化符号——其核心为亚裔是少数族裔的模范——带来了广泛的影响。首先，尽管对亚裔美国人成功形象的塑造并没有进行明确的种族比较，但通过将他们的成就归因于良好的家庭价值观等具有保守理念的文化因素，这就承载了特定的种族意义。
上世纪 80 年代，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将当代大量的社会问题归咎于家庭价值观受到了侵蚀。像滥用毒品、暴力、失业和核心家庭分裂等社会病态往往与非裔美国人社区有关。亚裔美国人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的树立，被用于证明了美国是一片每个人都拥有公平机会的土地。
当与亚裔美国人的成功相比较时，非裔社群中存在的社会问题被认为仅仅是他们自身的毛病，而不是歧视性社会结构的结果。这样的种族比较是对非裔美国人社群的直接批判——他们依赖于政府的干预而不是自身努力和辛勤工作来获得救济并改善现状，直到 2020 年的今天，在 “模范亚裔” 阴影下的其他少数族裔依然轻易的被用 “你只是不够努力”，“你不值得” 来评判。
这些亚裔美国人的成功故事，否认了亚裔美国人和亚裔移民群体的差异性。对这个成功的移民群体的关注，使公众忽略了少数中产阶级群体和大多数贫困群体之间存在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这一现实。这样的认知缺位不知不觉地忽视了贫困家庭存在的问题与需求，导致了政府救济政策的疏漏与不足。
加州大学亚裔学生拒绝 “模范少数族裔” 称号，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上世纪 70 年代末，亚裔美国人与非裔、拉丁裔和美国印第安人一起被大学的平权法案项目所覆盖。在最高法院的判例——加州大学与巴克案中，美国司法部提交了一份辩护词。这份材料表明了对少数族裔刻板印象塑造的后果，指出亚裔美国人在医学院和专业中的人数并没有明显代表性不足的现象。尽管华裔社群中有很多人在通过游说纠正偏见，但的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依旧对法院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此外，亚裔美国人在学术与经济上的成就在上世纪 80 年代滋长了反亚裔的情绪。由于亚洲国家与美国间的贸易不平衡，造成了经济关系的日趋紧张，这也引发了一系列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活动。
最著名的案例是发生于 1982 年的陈果仁案，华裔美国人陈果仁在底特律遭到种族攻击并最终导致他失去了生命。两名被解雇的汽车工人，对日本进口汽车挤占市场感到非常愤怒并把陈果仁误认为是日本人。他们在一个酒吧和陈果仁发生了口角，并用棒球棍对他造成了致命伤。
陈果仁案之后，少数族裔集体发声抗议
伴随着国际贸易引起的不满，一些人失落的情绪也来自于在美国社会中，对亚裔移民的成功和过度占有机会等反感的看法。而媒体也在火上浇油，他们认为亚裔对白人的工作岗位和高等教育资源也存在潜在威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缩写 UCLA 变成了 “高加索人与亚洲人一起生活的大学”（University of Caucasians Living Among Asians）。
总之，亚裔 “模范族裔” 刻板印象的打造，使得亚裔被孤立为少数族裔中的少数，从 80 年代至今，就一直不断引起亚裔与其他少数族裔之间，乃至与白人之间的摩擦，也对亚裔本身内部的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成员们造成了伤害。它所带来的反亚裔情绪在社会上蔓延之后，对于，“既然你们亚裔这么成功，是不是就不需要照顾少数族裔的平权法案了？”的质疑越来越多。
种族配额和平权法案在 80 年代被错误的混为一谈
正是在反亚裔情绪高涨的社会背景下，发生了伯克利大学录取亚裔申请者的种族配额争议。在二战之后，法院规定的方法指导政府利用种族分类采取的一系列广泛的行政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要求地方政府促进少数族裔就业，让联邦司法机构监督学校的种族隔离，以及在高等教育中制定基于种族的招生政策。1964 年的《民权法案》使这些都合法化了，而平权法案就是这些具有种族考量的政策之一。
1978 年的 Bakke 案，将平权法案与种族配额区分开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定收窄了大学录取中对种族考量的政策。禁止使用种族配额，Bakke 案提供了在高等教育领域第一个对平权法案的司法定义。法院还确认了高等教育中的多样性原则，这一原则将发展成为美国法院对基于种族的平权法案的主要辩护原则。
1977 年 10 月的一张敦促支持平权法案的海报，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以伯克利分校录取政策为核心的争议发生在 Bakke 案刚刚结束的时代。在上世纪 80 年代早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预测在未来 10 年中，亚裔美国人的新生录取数量将持续增长。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984 年秋季学期，除了菲律宾裔之外，所有亚裔美国学生的入学人数和录取人数都大幅下降。当年，在白人的录取数量仅比去年下降了 4% 的同时，华裔美国新生的录取人数大幅下降了 30%。而在此后的数年中，亚裔美国人新生的录取数量（包括录取人数和录取比例）都维持在相同的水平上。
一个由亚裔美国社区领袖组成的团队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来调查，并评估其影响。亚裔社区指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改变录取政策是错误的行为，因为校方利用种族配额来减缓亚裔美国人入学率上升和白人入学率下降的趋势。
来自州政府和加州大学教务处的内部压力和外部调查，最终都向大学施压要求校方披露了三项政策变化。首先，一项未经授权的政策变更将教育机会计划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Program（EOP）的申请者转到了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等其他校区。
在这一项目中，社会经济背景不佳的亚裔美国人申请者的比例高于白人申请者。因此，这项政策对贫穷的亚裔美国人家庭有着更消极的影响。
其次，在 1984 年，学校执行了一项非法削减学生的 Verbal SAT 分数的政策，因为他们知道亚裔美国人申请者们的 Verbal 分数明显低于平均分。这项新政策的目的无疑是针对包括亚裔美国人在内的英语能力有限的申请人。
再次，1986 年开始在录取过程中纳入一套主观的、不以学习成绩为依据的补充标准。这份补充标准更看重欧洲语言和领导力技能，这导致有移民背景的亚裔美国人申请者的竞争力变弱。
同样，这项增设的政策没有经过适当的审批程序就开始生效。伯克利的校长 Ira Michael Heyman 公开承认，这对亚裔美国人申请人的影响过大，并就此事两次道歉。
尽管加大伯克利分校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但保守派政客却利用这种情况，将种族配额错误的与平权法案联系在一起。时任美国海事局副局长的 Elaine Chao 早在 1987 年就为一家社区报纸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将伯克利大学在录取亚裔美国人时对他们采取的种族限制与大学为非裔美国人、拉美裔和印第安人设计的平权法案计划联系起来。
加州众议员 Rohrabacher 在 1989 年 6 月提出了一项法案，指控对亚裔美国人使用种族配额，并敦促政府调查大学基于种族的招生政策。一些保守的专栏作家也开始将大学录取中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行为与平权法案政策联系起来。因此，公众对平权法案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在亚裔美国人社群，尤其是华裔美国人的中产阶级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平权法案情绪。
1988 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关于亚裔模范形象对群体的伤害以及伯克利分校的录取歧视；文中提到了学校通过平权法案或其他标准录取的新生占了 40%，并排除了大部分白人与亚裔。但文章却并未提供任何具体支撑的证据以及 “其他标准” 具体包括哪些。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主要的亚裔美国人民权团体敏锐地意识到了因为被政治力量所利用，而导致种族配额和平权法案的混淆。与反平权法案的观点相反，他们特别关注对低收入的华裔移民的负面影响，并担心随之而来的种族分化和紧张关系。
1990 年，一些民权活动家和教育者们形成了一个代表团并专门来到华盛顿进行抗议，他们抗议联邦政府针对大学的平权法案项目的调查与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配额相关联。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 L. Ling-Chi Wang 对 Reynolds 写道，“在亚裔美国人社群中，从来没有人将这些招生上的不公平与合法的平权法案政策联系起来，因为它是为了帮助历史上受歧视的、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而实施的。”
法学教授与社会活动家 Mari Matsuda 争辩道，亚裔不应该被利用于 “剥夺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只为精英们保留成功的机会。”
总之，美国华裔美国人在种族意识政策方面出现的这种强烈的观点分歧，反映了 1965 年后美国华裔社群的社会经济分化。在宣传强烈的文化修辞中，“模范少数族裔论” 不仅否定了政府对贫困亚裔移民的援助，而且在 80 年代产生了反亚裔的对立情绪。
之后，种族配额这个已经被判定违宪的政策，在保守派政治力量的操纵下，又与亚裔在大学招生中的平权法案对立起来。随后的反平权法案情绪在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华裔美国人中引起了共鸣。
同时，二战前历史上华裔移民群体所奋斗的争取教育机会均等的愿景，开始转向唯个人成绩和成就论（Merits-First），对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合理考量都不再重要。
只不过，唯功绩论假定了真的有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存在，确实是这样吗？标准化成绩看似客观，如今却被也来越多的学校认识到它不过是反映出了家长在培训班和刷题上的投资金钱和时间。
唯功绩论（Merits-First）的背后还有一层定义，那就是究竟哪种 “功绩” 可以决定一个人，可以决定大学录取谁，或者不录取谁？又是谁在定义这种“功绩”？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并不是身为少数族裔的亚裔。
Jerome Karabel 在他 2005 年出版的书 The Chosen 中提到：对 “Merits” 的定义是不稳定的，往往反映了那些有权力将其特定的文化理想强加于人的价值观和利益。”
换句话说，拥有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人：以白人为主的人——决定了我们的衡量标准以及如何衡量这些 “Merits”。这就是 “Merits ” 如何被设计成美国的教育体系，而教育体系又反过来再造了美国的财富和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