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这是可负担系列的第二篇，第一篇我们采访到一位年近七旬、仍在艰难求职的华人移民长者。这一篇，我们走进另一个普通家庭，一个双职工却始终在贫困线边缘徘徊的四口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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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华埠有一条新吕宋巷(Spofford Alley)，坐落在旧吕宋巷(Ross Alley)的斜对面。在市政公共工程局对华埠31条巷弄进行改造的大规模翻新工程中，经过几年时间，新吕宋巷的翻新于2018年左右完工，新增设了雨水收集花坛、长椅、新型人行道照明设施以及符合《美国残障人士法案》(ADA)标准的混凝土铺路砖。
“不到100米的路， 非常漂亮的青砖街道，游客很多来这儿打卡拍照的，”住附近的Amay对湾事记说，她尤其喜欢巷弄内陈列的历史展牌，那些图文记录着华人移民与华埠的百年变迁。
Amay移民来美国已经十年，新吕宋巷在她来的第二年开始铺路，翻新工程的启动，仿佛也见证着她新生活的开始。
然而现在，走到巷口，企李街(Clay St)和华盛顿街(Washington St)交汇之处，生活垃圾堆成了山，“有人开车专门来倒垃圾，”Amay打给311，最频繁的时候一周打两次——清理队来了，干净不到两天，垃圾又回来了。311让她报警，不擅英文的Amay硬着头皮与警察全英文打交道，“我感觉这个垃圾的情况很丢华人的脸，”她指的是许多游客来此地拍照打卡，却看到满地狼藉。
Amay也曾向代表华埠的第三区市参事李尔德(Danny Sauter)反映，然而到场的居民连她算上才十个人。市参事的助理“走了个形式”听完，没有后续。
她很想问问市参事，“连面子活儿都做不好吗？”这句话，说的是未得到改善的巷口垃圾堆，也像说说给整个系统听的。
一个“微微越线”的四口之家
Amay今年50岁，来自北方，大学毕业后，在中国做过银行、税务等工作。“除了英语不行，写作和操作电脑都没有问题的，”她直言现在求职的困难，除了语言限制外，年龄也是一个挑战，“想找到全职、薪水相对高的工作，很难。”
如今，Amay做家政工人，一个月工时大约100多小时，能拿到两千多。遇到态度差的雇主，没有申诉的地方，忍着做完就是了。其余的时间，她还做一点手工副业，比如在毕业季扎彩带、节庆做些创意小物，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大概能有三五百；生意淡的时候——Amay和朋友在都板街(Grant Ave)摆摊——一两个小时里只有一位顾客，“大家手头都紧，老百姓不愿意买了。”
她丈夫在酒店做兼职，弹性排班。遇上大型会议，收入还算可观；淡季的时候一周只排上两三天；疫情那两年，一分没赚。
两人收入都不稳定，多的时候可能有七八千，少的时候三四千甚至更低，双职工加起来，一年不超过七万。两个孩子还在读书，大的十六，小的十二。一家四口，住在华埠的散房(SRO)，公用厨房，公用厕所，Amay的房间有一扇窗——这样每个月租金需要一千多——她说，“已经算好了。”朋友的房间连窗户都没有。
谈起住处，Amay感到心酸，“我自己艰苦一点没事儿，但孩子也跟我一起受苦。”去年，Amay的妈妈从中国来探亲，看到她们一家的居住环境，泪如雨下，“我妈妈说你们这儿连转身都不行，冲凉房都没有，感觉过得特别悲惨。”
按湾区和旧金山的标准，这是一个挣扎在贫困线边缘的家庭，但在系统里，他们的处境尴尬：收入不够高，但也不够“低”。
按照加州的规定，医疗白卡对四口之家的收入上限是不超过联邦贫困线(FPL)的138%，这个数字对应年收入$45,540（每月约$3,795）。
Amay家的收入，就在这条线上下飘动。飘动，正是问题的核心。由于丈夫的工资按月结算，旺季和淡季相差悬殊。系统不看全年平均收入，只看当月工资单。Amay举例，今年二月丈夫没有活，家庭收入骤降，因此申请通过；三月赶上峰会，工资高了，电话马上打过来，白卡砍掉。四月丈夫只上了六天班，但系统又看到三月的“高”工资，判定“不符合资格”。
根据Amay的说法，一旦收入超过，“马上电话就来了、邮件就来了”，但如果符合资格，又要自己再申请，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流程复杂，材料繁琐，还要请雇主经理在收入证明上签字。
就是这样，现在她和丈夫两人每月要为医保自掏腰包1,600美元。这是一笔让Amay十分头疼的支出，“赚那么一点点，全交医保了。”她也不敢看医生，之前肚子不舒服，医生建议去照B超，结果照一次居然要自费500多，Amay承受不起。
她坦言“对系统感到失望”，因为见到身边有很年轻的人为了获取可负担房屋和白卡，故意不工作，宁愿依赖政府。Amay不赞同这种做法，但感到自己被系统“惩罚”，“政府是不是应该鼓励努力工作的人？如果我们俩赚少一点，反而能拿福利。”但她也表示，这些人其实没有什么自由，精神压力是很大的，重点是政府要让老百姓能攒起钱。
医疗成本的高昂让Amay更为担心自己的未来，“万一有什么大事需要看病怎么办？”之前，她九十多岁的婆婆住院一天半，账单寄来家里：两万多。Amay看到的时候吓了一跳，“我根本无法负担”，后来才知道是医保还没走完程序，但账单连续寄来好几次，她们反复提交资料解释。
不被系统看见，但仍在发声的人
像开头提到的，Amay看到街道的卫生情况堪忧，多处反映未果。这种被系统忽略的感觉贯穿她的生活，也带来更多的沮丧。Amay自认是活跃的社区参与者，参与各种社区活动，多次响应社区紧急动员，去市府进行公众意见发言——2023年4月，她向市府呼吁不要削减工人权益的外展经费，让包括华人在内的新移民能了解劳工权益；2024年6月，她要求市府不要削减社区机构的经费：她曾从华人权益促进会得到就业服务，也曾在华人进步会的工人权益外展计划中帮助被压榨的工人。
Amay表示，自己希望通过行动和倡议能让华人生活得更好，“只要我能帮助华人，哪怕一丁点。”
她选择接受采访，是因为还有比她更晚来的新移民——语言更不好、资源更少，日子可能更难——Amay希望有人看见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她曾经申请过可负担租房，已经到了面试环节，最后她放弃了。一方面，她认为要将超过30%的税前收入交租，太高了；另一方面，她想将机会转让给那个住在没窗户的散房的家庭，尽管最后这家人并没有成功申请到。Amay表示，有人听到她的做法，说她傻，管别人干嘛呢？“我不愿意听到这种话，我要帮助别人过河。”
让她伤心的是，有人看不下去她在社区活动中的表现，开始排挤她——Amay曾因此抑郁了三年之久，至今仍不理解——“我所做的一切没有自私的想法。”她看到有人的生活比自己的更难，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们。
Amay还注意到另一件事。加州有一个粮食券(EBT)农夫市场项目，让低收入家庭可以用粮食券兑换代金券，以在农夫市场购买新鲜食材。听起来是好事，但Amay去了之后发现，市场的代金券折扣算下来比华埠的普通菜市场还贵。“政府的钱没有花在刀刃上，”她说，“是在成全商人，没有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她提到自己对选举和候选人的朴素看法，她只关心“提案和政策有没有让老百姓受益”：“我支持你是为了吃饭。”同时，她呼吁华人移民需要团结，“一起发声才有力量，无论来自哪里，不要内部分裂。即便你做不到帮助别人，看到别人施以援手的时候，可以鼓励的。”
Amay最大的心愿，说起来并不复杂。
她希望尽快能搬出散房，住进一个有自用厨房和厕所的地方，让两个孩子不用再和邻居们共用一个卫生情况不佳的洗手间。她希望努力工作的人能被看见，政府的眼睛能雪亮一点，切断恶性循环——最需要帮助的人能得到帮助，努力的人不被系统推开。
“我的期望是生活能变好，只要我能自食其力，就不会依赖政府。”
这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只是一个普通家庭，想要一个普通的生活。
本文为“可负担系列”第二篇。系列持续记录湾区华人社区在当前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普通人如何“维持生活”的真实经验。
系列第一篇：一位年近七旬的旧金山华人移民的求职故事
在湾区生活，你最近一次”算账”是什么时候？房租、托儿、医疗、吃饭、交通……这些不断上涨的开支，正在悄悄改变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想记录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当一切都在变贵，人们到底是怎么把日子过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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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https://sfpublicworks.org/project/chinatown-alleyways-renovation-pro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