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1月7号，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个清晨，几声枪响撕裂了美国联邦政府与地方州权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纽带。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探员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s)在一次针对性的执法行动中，向车内的37岁诗人、母亲雷妮·尼科尔·古德(Renee Nicole Good)连开三枪，导致其当场身亡。这起事件迅速超越了一般治安案件的范畴，演变为一场关于执法边界、政治定性、司法管辖权以及联邦体制深层危机的宪法级风暴。随着调查的深入，联邦政府的高层定调与地方政府的实地调查呈现出完全对立的态势，而夹在中间的，是关于使用“致命武力”法律标准和一位母亲的身份定义。

上周末，全美各地举行了反ICE游行，而在事发地明尼阿波利斯，今天（1月13日）抗议活动仍在继续：联邦官员向活动人士投掷催泪瓦斯并喷洒眼部刺激物，双方再次发生冲突。

与此同时，事件余波波及到了当地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据知情人士透露，至少有五名检察官因美国司法部处理此案的方式引发争议而辞职。

致命时刻的两种叙事

事件的经过在联邦与地方的描述中呈现出“罗生门”般的极端对立。根据现场还原，事发当日，雷妮·古德刚刚送完6岁的儿子上学。她驾驶着一辆栗色的本田Pilot SUV，车上坐着她的妻子贝卡以及家里的狗。此时，ICE正在该社区执行任务。冲突在瞬间爆发，但对于这关键几秒钟的解读，却存在着天壤之别。

联邦政府的叙事由川普政府高层直接定调，构建了一幅“执法者遭遇恐怖袭击”的画面。国土安全部(DHS)和白宫方面迅速将雷妮·古德定性为暴力的攻击者。川普总统明确宣称，古德“暴力、蓄意且恶毒地碾压了”探员罗斯，并将这辆SUV描述为被“武器化”的杀人工具。为了强调这一行为的暴力程度，川普甚至表示，考虑到所谓的攻击力度，他“很难相信该特工还活着”。在这一版本的故事中，探员罗斯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同事的生命安全，在面临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时，被迫采取了自卫行动。副总统JD·万斯甚至直言，这是一场由古德“自己造成的悲剧”，并将古德定性为“左翼意识形态的受害者”，暗示她的死亡是由其政治信仰驱使的反抗行为所致。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则进一步指控，古德在枪击发生前“整天都在跟踪和阻碍”ICE探员，试图用车辆碾压和撞击他们。

然而，现场流出的视频证据以及地方官员的调查却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直接挑战了联邦政府的“正当防卫”说。视频显示，当罗斯开枪时，古德的车辆似乎正在试图右转并驶离现场，而非对准探员冲撞。更具争议的细节在于，探员罗斯在开枪时，竟然是一只手持枪，另一只手稳稳地举着手机进行拍摄。明尼阿波利斯市长雅各布·弗雷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逻辑漏洞：如果一名执法人员真的像官方所说那样被车辆撞击并碾压，处于生死攸关的惊恐之中，他怎么可能在整个过程中一直维持着拍摄姿势？警务专家指出，在这种所谓的“致命威胁”下，受过训练的执法者本能反应应是双手持枪应对或全力闪避，而非“随意地拍摄”。

此外，视频并未显示探员倒地或被车轮压过，相反，他在射击后不仅站立自如，甚至还能走向被撞毁的车辆查看情况，并指挥其他探员拨打911，这与川普所描述的“惨遭碾压”完全不符。视频音轨中甚至记录下了开枪后疑似罗斯本人辱骂死者为“该死的婊子”的声音。批评者认为，就在几秒钟前，古德还对探员说“没关系，老兄，我不生你的气”，随后的辱骂显示了探员的一种报复性或恶意心态，而非纯粹的恐惧反应。

执法权的边界与致命武力的法律标尺

在这场悲剧中，公众和法律界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在法律层面，究竟什么构成了“正当”的开枪理由？对于ICE警官乔纳森·罗斯射杀古德一案，对其使用武力正当性的评估将主要取决于DHS的具体使用武力政策、警官的主观“合理性”判断，以及他个人的既往创伤经历。

调查人员将首先依据DHS的官方政策来衡量罗斯的行为。DHS关于致命武力的核心标准极为严格，其首要原则是“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 imminent threat of death)”。根据政策，只有在执法人员合理地认为自己或他人面临“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或严重的身体伤害”时，才被授权使用致命武力。这意味着，仅仅为了阻止嫌疑人逃跑，或者仅仅是因为对方不服从命令，都绝不能成为开枪的理由。

更为关键的是，针对“移动车辆”的射击，DHS设定了极高的门槛和具体的限制条款。政策明确规定，警官不得仅仅为了使车辆停下而向其射击。向移动车辆开火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极其严苛的条件：第一，车内人员正在威胁使用致命武力，例如从车窗向外射击；第二，车辆的操作方式本身构成了死亡或重伤的威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必须是在“没有其他客观合理的防御手段”存在的情况下。

这里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避让义务”(Duty to Move)。DHS的政策特别强调，如果存在移动到车辆路径之外等“其他客观合理的防御手段”，则不应开枪。也就是所谓的“移出车辆路径”(moving out of the path of the vehicle)原则。这意味着，如果特工可以通过跳开或后退来避开车辆，他就没有权利开枪。

在古德案中，视频显示罗斯在开枪前似乎主动踏入了车辆前方，这可能违反了关于避免将自己置于无法规避位置的战术原则。DHS指令要求官员应当避免故意或不合理地将自己置于除了使用致命武力外别无选择的位置。如果特工主动走到车辆前方封堵去路，随后声称“被车撞”而开枪，这种行为在法律评估中可能会被视为“人为制造”的危险处境，从而削弱其自卫的正当性。

此外，对视频证据的逐帧比对将成为判定罗斯行为是否合法的关键。视频显示，当罗斯向车前挡风玻璃开第一枪时，车辆似乎正在起步；但他随后又穿过敞开的驾驶室车窗开了第二和第三枪，此时车辆已经驶离他。前联邦调查局探员指出，即便认定第一枪是为了自卫(假设他当时确实认为车要撞他)，但当车辆已经驶离、不再构成直接的物理威胁时，继续射击将很难被判定为正当。DHS政策要求武力使用必须与威胁的即时性相匹配，当威胁解除(车辆驶离)时，致命武力的授权随之终止。

创伤与理性的博弈：警官的主观视角

面对如此明显的战术违规，舆论初期曾普遍推测：这是否是ICE近期降低门槛、快速招收的新人因缺乏经验而导致的恐慌性误杀？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更为令人不安的事实浮出水面：乔纳森·罗斯不仅不是菜鸟，反而是一位拥有近20年执法和军事经验的王牌教官。

调查档案显示，罗斯早在2016年就已加入ICE，在案发时已在该机构工作了约10年。在加入ICE之前，他曾于2007年至2015年在美国边境巡逻队(Border Patrol)工作，并曾在印第安纳州国民警卫队服役六年，作为机枪手参加过伊拉克战争。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罗斯在法庭证词中表明，他不仅是特工，还是枪支教官、活跃射手应对教官，以及圣保罗特警队(SWAT/Special Response Team)的成员。

一个深谙规则的教官违反了最基础的生存与法律规则，这表明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能力不足，而在于更深层的心理与制度异化。

首先，罗斯个人的创伤经历与其军事化背景可能产生了致命的化学反应。罗斯在枪击案发生的几个月前，即2025年6月，曾在另一次交通拦截中被汽车拖行并受伤。这段经历虽然可能被辩护方用来证明他对车辆恐惧的“主观合理性”，但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更像是一种未被干预的创伤后应激反应(PTSD)。当一个习惯于战区思维的机枪手和特警队成员，带着未愈合的心理创伤重返街头，原本用于防御的“警觉”极易转化为攻击性的“过激”。他可能不再将移动的车辆视为需要避让的民用交通工具，而是潜意识里将其视为必须摧毁的战术威胁。

其次，虽然罗斯本人不是新人，但整个ICE机构正在经历的系统性激进为他的行为提供了温床。有报道指出，川普政府为了加快移民执法，将ICE学院的培训周期缩短到了仅47天。虽然这没有直接影响罗斯的技能，但这种速度至上的政策导向释放了一个危险信号：数量和效率优于质量和克制。更严重的是，《大西洋月刊》指出，国土安全部内部负责防止不当行为和滥用武力的“公民权利与公民自由办公室”(CRCL)已被实质性停摆。失去了内部纠错的护栏，一线特工在执行任务时便少了一层对后果的顾虑。

最后，执法策略的转变和政治化的免责文化构成了激进化的催化剂。ICE的行动重心已从过去的针对性逮捕，转向更具侵略性和视觉冲击力的作秀式扫荡。这种高压策略本质上就是将社区视为战场，增加了发生暴力冲突的风险。而当悲剧发生后，联邦高层在调查尚未开始前就急于公开定性为自卫，这种最高级别的政治背书实际上向所有特工传达了一条信息：只要以执法为名，即便违反战术常规，也会得到权力的庇护。这种有恃无恐的心态，或许才是导致一位资深教官敢于单手持机、迎头射击并事后辱骂死者的真正心理支撑。

雷妮·古德的身份迷雾

在这场悲剧中，死者雷妮·古德的身份成为了政治攻防的另一个焦点。她究竟是谁？在家人和朋友眼中，她是一位刚搬到明尼阿波利斯不久的母亲，一位曾获美国诗人学会奖的作家。而在联邦政府的描述中，她是“国内恐怖分子”和一个名为“ICE Watch”组织的成员。

关于古德在案发时的行为角色，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家属和地方官员倾向于“支持者”与“法律观察员”说。古德的妻子贝卡在声明中表示，她们当时停下来是为了支持邻居，并承认她们当时带着哨子——这是一种用于警示社区有执法行动的工具。明尼苏达州总检察长基思·埃利森和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称古德当时是作为ICE活动的“法律观察员”行事，即监督执法行为是否合法的公民。古德的前夫和母亲则坚称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激进分子，事发时只是在送完孩子回家的路上。

然而，联邦政府则坚持“国内恐怖分子”与“监视小组成员”说。川普政府、国土安全部及ICE迅速将她定性为“国内恐怖分子”，指控她将车辆武器化试图撞击执法人员。联邦消息人士指控古德是一个“ICE监视小组”(ICE watch group)的成员。这是一类通过跟踪、吹哨和社交媒体群组来监视并干扰移民执法行动的松散组织。DHS部长声称古德在枪击发生前“整天都在跟踪和阻碍”ICE探员。

事实上，“ICE Watch”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层级分明的严密组织，而更像是一种松散的“邻里守望”运动或网络。其核心目的是让社区成员监控、跟踪并分享有关联邦移民执法行动的信息，以保护社区内的无证移民免受抓捕。志愿者会在社区内驾车巡逻，寻找ICE的车辆，一旦发现便会进行尾随、吹哨报警、拍摄记录，并通过社交媒体预警。虽然联邦政府指控此类团体利用车辆封锁道路并干扰行动，但参与者强调他们的口号通常是“不阻碍路径，不升级局势”。古德当时确实采取了该组织典型的战术(携带哨子、监视执法)，但她是否属于某个核心组织架构，还是仅作为响应号召的邻居，以及这种行为是否构成必须被击毙的“恐怖主义”，成为了联邦与地方政府争论的核心。

被阻断的真相：联邦与州的管辖权之战

比枪击案本身更令人深思的，是事件发生后联邦政府与明尼苏达州政府之间爆发的全面对抗。这不仅是观点的冲突，更是司法管辖权、透明度和司法独立性的全面制度性冲突。核心矛盾在于联邦机构单方面切断了州级执法部门接触关键证据的渠道，导致原本商定的联合调查彻底破裂。

最初，州与联邦机构曾达成协议，由明尼苏达州刑事逮捕局(BCA)与联邦调查局(FBI)共同进行联合调查。然而，BCA随后宣布被迫退出，理由是FBI未经协商单方面改变了调查条款，实际上将州级调查人员拒之门外。州级官员透露，联邦调查人员切断了他们进入犯罪现场的通道。BCA无法接触到案件中最核心的物证——古德驾驶的车辆，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进行独立的弹道分析和撞击痕迹检验。此外，州调查人员也被禁止对目击证人进行访谈。明尼苏达州公共安全专员明确表示，由于无法获得独立评估所需的“基本访问权限”，BCA除了暂停参与调查外别无选择。

这种证据封锁直接导致了地方司法程序的停滞，引发了州检察官与联邦调查人员之间的对立。亨内平县检察官玛丽·莫里亚蒂指出，虽然案件发生在她的管辖区且受害者是当地居民，但在无法获得FBI案卷档案和独立收集证据的情况下，州政府几乎“不可能”评估是否应对涉事特工罗斯提起刑事指控。为了打破僵局，当地检察官和州总检察长埃利森正试图绕过FBI，呼吁公众直接向州政府提交现场视频、照片和目击证词，以建立独立的证据库。

双方在调查焦点上也存在本质分歧。据报道，FBI的调查方向不仅限于枪击本身，还包括审查受害者古德是否与反ICE的“激进组织”有关联，试图验证联邦政府关于其涉及“国内恐怖主义”的叙事。此外，司法部民权司甚至拒绝调查涉事特工是否侵犯了古德的公民权利，导致该司多名高级官员辞职抗议。相反，州政府的关注点在于特工罗斯使用致命武力是否符合明尼苏达州的刑法标准，以及其行为是否构成谋杀或过失杀人。州长沃尔兹严厉批评联邦高层在调查尚未完成前就已经通过公开声称特工为自卫，对结果进行了“预判”。

政治干预与信任危机

政治高层的公开立场对调查公正性产生了深远且破坏性的影响。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在调查尚未充分展开之前，就迅速定性了事件性质，这种来自最高权力的叙事对下级调查机构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压力。国土安全部部长、副总统甚至总统在调查尚未完成前就已公开宣称射击是“正当的”且属于“自卫”。当总统、副总统和部门主管都已公开认定枪击是正当的，负责审查的下级官员将很难根据事实得出相反的结论。

这种“未审先判”的模式，加上联邦机构通过垄断证据来排挤州级执法部门的介入，导致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州长沃尔兹指责联邦政府的调查缺乏透明度，并认为在当前环境下，由联邦机构单独主导的调查很难保证公正性。而联邦官员则反指州级官员的言论是在“加剧局势”，并将调查权的收归视为保护联邦执法人员免受地方政治干扰的必要手段。

目前的局面是：州政府拥有起诉的意愿但没有证据，联邦政府拥有所有的证据但似乎在寻找免责的理由。这种分歧导致明尼苏达州不得不采取法律手段，由总检察长联合双城(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起诉联邦政府，试图通过法院命令来制止联邦机构在当地的行动模式。

结论

雷妮·古德的死亡，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过度使用武力的法律案件，它成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国愿景的冲撞点：一种愿景强调铁腕执法和对联邦权威的绝对服从，将任何阻碍视为恐怖主义；另一种愿景则强调公民权利、地方自治和对公权力暴走的警惕。

目前，随着明尼苏达州政府起诉联邦政府以获取调查权，这场法律战才刚刚开始。而在法庭做出最终裁决之前，那个清晨的三声枪响，将持续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头回荡，提醒着人们在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中，生命的代价是何其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