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2025年6月21日，美国使用了六架B-2轰炸机向福尔多核设施投掷十二枚“掩体炸弹”（GBU-57A/B巨型钻地弹Massive Ordnance Penetrator，简称MOP），海军潜艇向纳坦兹和伊斯法罕发射了30枚TLAM巡航导弹。一架B-2轰炸机还在纳坦兹投掷了两枚掩体炸弹。

美国总统川普授权对伊朗核设施发动了这次直接军事打击。这一戏剧性的行动不仅将美国直接卷入中东冲突，更颠覆了他自己反复宣称的美国优先孤立主义立场，挑战了美国宪法的战争授权程序，并在其核心支持者 — — “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中，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分裂。

“两周”的迷雾：从犹豫不决到闪电空袭的背后逻辑

星期四，川普才公开宣称需要“两周时间”来决定是否对伊朗动武，然而仅36小时后， 包括 7 架 B-2 轰炸机在内的大批军用飞机就启程前往伊朗。这一惊人的转变并非简单的出尔反尔，而是战略欺骗、外部压力和总统个人决策风格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两周”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战略掩护。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一名直接了解此次行动的政府高级官员承认，这是“试图让伊朗人措手不及的尝试”。

“但这也有一定的道理，”这位官员表示。由于情况敏感，他要求匿名。川普一周来一直在向他的顾问们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关于军方如何才能保持行动的精简性，以避免更大范围地卷入战争。他明确表示，在飞机于华盛顿时间下午6点左右抵达伊朗领空之前，他保留随时中止该计划的权利。

通过制造犹豫不决的假象，白宫意图麻痹伊朗的防空系统，降低美军行动的风险。事实上，袭击计划早已在白宫的核心圈子内紧锣密鼓地进行，其保密程度之高，以至于部分白宫工作人员在行动开始后才得知此事。

然而，这一表态也部分反映了川普真实的内心挣扎。

川普曾多次表示，他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而，在以色列首次打击伊朗后的几天里，他对军事行动的态度却越来越积极，因为他目睹了以色列的成功，并且伊朗不愿做出那些可能说服他取消打击的重大让步。

他一方面以“让美国远离海外战争”为竞选承诺，另一方面又无法容忍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这一矛盾心态贯穿了整个决策过程。推动他最终下定决心的关键因素有三：

以色列的“单边通牒”: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已表示，以军已摧毁伊朗一半以上的导弹发射器。无论美国是否决定参与对伊朗的空袭，以色列都有能力清除所有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所有核设施。这使得川普从棋局的主导者变成了被动的应对者。他面临的选择不再是“是否开战”，而是“如何应对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争”。在6月9日的通话中，内塔尼亚胡明确告知川普行动已获批准，这迫使川普必须做出抉择，否则将面临被盟友拖入战争且失去控制权的风险。     

据报道，在6月19日白宫举办的午餐会上，班农劝川普不要插手战争，让他给伊朗“两周时间”观望，随后川普对媒体称会等两周再决定。          

6月19日晚 ，川普、内塔尼亚胡、万斯等人举行了美以高层视频会议，川普重申了两个星期的观察期，引发内塔尼亚胡的不满。        

以色列方面坚持要立即毁掉福尔多核设施，否则以色列也会单独行动，甚至指责美国不够决断。会后，川普召集团队再议，强调不能屈服于班农、要维护美国威望以示全球领导力。

外交途径破产: 川普曾投入巨大精力尝试外交解决，甚至亲笔致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达“想要达成协议”的意愿。然而，随着谈判进展缓慢，尤其是在6月4日哈梅内伊拒绝美国提案后，川普的耐心被耗尽。他开始认为伊朗方面在拖延时间，“利用他”，这让他感到被愚弄，从而转向了更强硬的军事选项。

对“成功”的渴望与媒体效应: 在以色列于6月13日发动第一波空袭后，川普最初保持距离，国务卿鲁比奥甚至发表声明划清界限。但当福克斯新闻等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以色列“军事天才”的“成功”时，川普的立场迅速改变。他无法抗拒将自己与胜利联系在一起的诱惑，开始暗示自己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并最终决定亲自下场，动用只有美国拥有的3万磅“地堡穿透弹”，以取得一场可以归功于自己的、更彻底的“胜利”。

对国内宪法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川普绕过国会对伊朗这样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直接军事打击，不仅是其任内最具争议的军事决策，更构成了对美国国内宪法和国际法秩序的双重践踏。这一行动的程序缺陷和法理缺失，远比其军事目标本身更具深远影响。

对内：违宪的总统权力与被架空的国会

从美国国内法来看，此次空袭直接挑战了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赋予国会的宣战权。宪法的制定者意图将发动战争这一最重大的国家决策交由代表人民的立法机构，以对总统的行政权力形成制衡。然而，川普政府完全无视了这一宪法原则。

此次事件中，程序上的瑕疵尤为严重，其核心在于对“八人帮”（Gang of Eight）这一核心情报分享机制的忽视。按照长期形成的国家安全惯例，总统在采取高度敏感的军事行动时，即便不通知整个国会，也应向这个由两党高层领袖组成的顶级情报知情圈进行通报，以确保最高级别的立法监督。然而，川普政府选择性地只向四名共和党成员通报，却将四名民主党高层——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少数党成员吉姆·希姆斯 (Jim Himes)，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克·华纳 (Mark Warner)——完全排除在外。

这种区别对待，已非简单的党派倾轧，而是对宪法制衡精神的蓄意破坏。它将一个本应是国家安全共识机制的“八人帮”，矮化成了总统的党派“橡皮图章”，完全剥夺了在野党在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前的最基本知情权和监督权。这解释了民主党人为何反应如此激烈。他们的愤怒，不仅源于总统的违宪行为，更源于在国家面临重大军事抉择时被刻意蒙蔽和剥夺话语权的程序不正义。

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指责川普“误导美国民众”并“冒着使美国卷入一场潜在灾难性战争的风险”。吉姆·希姆斯更直言此举“明显违反了宪法”。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甚至称之为“弹劾的明确理由”。他们认为，总统在没有受到直接攻击的情况下单方面发动战争，是对立法部门宪法权力的公然侵犯。参议员马克·华纳的批评一针见血：川普在“未咨询国会、缺乏明确战略、无视情报机构的一致结论”的情况下，将美国拖入战争。

尽管现代总统常以宪法第二条赋予的“总司令”身份为由，在未经国会宣战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但川普此次行动的性质使其辩护理由极为薄弱。这是一次针对主权国家的先发制人的打击（pre-emptive strike），而非对美国已遭受攻击的直接报复。材料中明确指出，“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并未掌握任何新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加紧建造核弹”。缺乏迫在眉睫的威胁证据，使得“自卫”的说法难以成立，从而令其绕开国会的行为更显专断和违宪。

对外：违反国际法的单边主义行动

在国际层面，川普的空袭行动同样构成了对二战后国际法基本准则的公然违背。

首先，此举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所有会员国“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轰炸，是典型的对主权国家领土完整的武力侵犯。

国际法允许动用武力的例外情况只有两种：一是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进行的自卫，二是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此次行动两者皆不满足。如前所述，缺乏伊朗即将发动攻击的“迫在眉睫”的证据，使得美国的“预期自卫”主张在国际法上站不住脚。同时，行动显然未得到安理会授权，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将其描述为“在已处于边缘的地区危险升级”，这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震惊和反对。

其次，此次袭击也可能破坏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根基。伊朗作为该条约的缔约国，其核设施（无论存在多少争议）在法理上受到一定保护。一个核武大国对一个无核武国家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遵守条约并不能保证安全，唯有真正拥有核武器才能获得绝对的威慑力。这种做法从根本上侵蚀了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互信基础，可能刺激更多国家寻求核武器作为自保手段。

综上所述，川普的军事打击不仅是一场宪政危机，也是一场国际法危机。通过无视国会和践踏国际准则，这一决策将美国置于其国内法治和其所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对立面，其长期损害可能远超几次空袭所能达成的任何战术目标。

MAGA分裂

川普竞选时就一再表示，选他就意味着和平，而选哈里斯就意味着战争。他还反复说，他上任第一天就要让乌克兰和俄罗斯停战。因而此次主动空袭伊朗对川普的政治根基 — — MAGA运动 — —的冲击最为剧烈。长期以来，MAGA运动内部就存在着两条看似平行的思想脉络：一条是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孤立主义和反干预派，另一条则是传统的亲以色列、反伊朗的鹰派。轰炸伊朗的决定，使得这两股力量发生了正面碰撞，导致了MAGA阵营的公开分裂。

在袭击之前，民调显示多数川普的支持者反对介入中东冲突。轰炸前华盛顿邮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5%的美国人反对对伊朗进行空袭，25%支持，30%不确定。然而，袭击发生后，YouGov的民调数据显示，高达68%的共和党人转而支持总统的决定。这反映出川普对其基本盘的强大影响力 — — 许多支持者会无条件追随领袖的决策，如同查理·柯克所言，“伊朗没有给川普总统任何选择”。

然而，裂痕却在最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中显现出来：

坚定的批评者: 以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为代表的声音最为尖锐。她将此举直接与亲以色列捐助者的巨额捐款联系起来，称其为对“美国优先”承诺的背叛，并形容川普的在Truth Social上宣布轰炸的帖子“完全疯狂”。她的言论代表了那些认为川普被“深层政府”或外国利益俘获的强硬反干预派。

担忧的策略师: 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反应则更为复杂。他在上星期六之前是主力劝川普考虑两周的人物。而轰炸发生之后，他并未直接谴责，但要求总统给出更详细的解释，并对行动可能升级为“永无止境的战争”、分散国内议程注意力表示深切忧虑。他的立场代表了那些支持川普目标，但对其实现方式和潜在后果感到不安的群体。

沉默的巨头与摇摆的盟友: 反干预主义的旗帜性人物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在事发后保持沉默，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信号。      

而像因性丑闻退出川普内阁司法部长角逐的马特·盖茨（Matt Gaetz），在支持最初打击后，于周日对在伊朗进行更广泛的任务表示怀疑，指出“每一次政权更迭战争在一开始都非常受欢迎。但历史轨迹并不好”，并补充说“对新保守派而言，总会有另一座伊朗山可以轰炸”。 

佐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表示，以色列的轰炸导致了伊朗人民的炸弹袭击，并强调“这不是我们的战斗。和平才是答案”。

这场分裂的核心在于，川普的行动究竟是对其“美国优先”理念的背叛，还是一次为维护美国（及盟友）安全所必需的果断行动。支持者将其描绘成一次类似击杀苏莱曼尼的“一击即中”的和平行动，而批评者则视之为滑向又一场中东战争的危险一步，是“新保守主义”的回归。川普本人虽然宣称“共和党内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但其核心思想圈的公开分歧，无疑暴露了其政治联盟内部深刻的矛盾与脆弱性。

结论

川普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决定，是一个在外部巨大压力和内部复杂考量下仓促形成的行动。它不仅在国际法和美国宪法层面引发了严重争议，更重要的是，它撕裂了支撑其政治生涯的MAGA运动，迫使其支持者在他相互矛盾的承诺 — — “让美国远离战争”和“展现强硬力量” — — 之间做出艰难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