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2025年的初夏，一则本应被谱写为“华人骄傲”的佳话，却在短短一天之内，以惊人的速度翻车，并迅速演变成一场席卷海内外的舆论风暴。蒋雨融作为首位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中国大陆女生，其影像与讲稿甫一传回中文世界，便被寄予了“正面典型”的厚望。然而，这预期中的赞誉如昙花一现，旋即被排山倒海的质疑与声讨所吞没。

这无疑是近年来舆论场上一个极为独特的景观。奇特之处在于，对蒋雨融的口诛笔伐，竟超越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鸿沟。无论是在大洋此岸还是彼岸，无论是被标签为“粉红”的民族主义者，还是被称为“反贼”的海外异议人士；无论是信奉进步主义的“白左”，还是拥护川普的右翼“川粉”，似乎都在蒋雨融身上找到了一个可以共同挞伐的靶心。她宛如一面多棱镜，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自己最想批判的映像。

一个二十余岁的年轻女性，一篇四平八稳的毕业感言，何以能成为凝聚如此广泛“愤怒共识”的舆论焦点？她究竟触动了哪根横贯于不同阵营的敏感神经？当我们拨开情绪的迷雾，细究这场风暴的成因，会发现蒋雨融其人其事，或许已不再重要。她更像一个“祭品”，被献祭于这个充满偏见、割裂与焦虑的时代祭坛之上。她的遭遇，深刻地折射出我们所处的舆论环境、社会结构乃至个体认知的深层困境。

当个人奋斗史遭遇特权叙事

风暴的第一个引爆点，指向了对其个人奋斗叙事的解构，而这恰恰是不同群体批评的第一个交汇点。

在国内，许多来自草根阶层的网民率先发起了对其升学路径的“尽职调查”。他们发现，蒋雨融的父亲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发会”）下属机构担任要职，而该基金会的负责人曾为她申请哈佛大学撰写推荐信。于是，“特权”、“后门”的指控甚嚣尘上。尽管有人指出，中国NGO在中国社会体系内的影响力，远不足以敲开哈佛大学的录取大门，而其父亲因为捐款100万，成为该组织下属机构的一个主任，但并非“绿发会”全职员工，也不领取报酬。这种“走后门”的猜测在逻辑上颇为脆弱，但这并不能阻挡公众基于朴素的公平观而产生的怀疑。

这种怀疑，根植于中国社会日益加深的对“阶层固化”的焦虑。当一个年轻人强调其成就完全源于个人奋斗时，公众会本能地审视其“能力之外的资本”。蒋雨融的履历 — —从英国昂贵的私立中学，到杜克大学，再到瑞士信贷的金融工作经历，最终进入哈佛肯尼迪学院 — —无一不指向一个事实：这样的道路，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普通家庭的子女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它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入场券，需要深厚的人脉资源作为阶梯。

当蒋雨融在访谈乃至后续的回应中，反复强调其学费来自于在瑞信工作期间的积蓄，并流露出“我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姿态时，她无意中触碰到了大众最为敏感的神经。这并非说她个人不够努力，而是在一个资源分配本就不均的社会里，将结构性的优势完全内化为个人能力的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对普通人奋斗价值的漠视。这种被外界视为“何不食肉糜”的“特权而不自知”，构成了她被批判的原罪。人们愤怒的，或许不是她拥有特权，而是她对自身所处优势地位的无辜姿态。

有趣的是，大洋彼岸的一些进步派人士，也从相似的角度表达了不满。他们同样认为，蒋雨融的精英轨迹使其无法与底层民众产生真正的共情。她的演讲中提及的“买不起卫生巾的女孩”，在他们看来，更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符号化的怜悯，而非源于共同体经验的深刻理解。在这里，左右两派的批评意外地达成了共识：一个未能清醒认识并审视自身特权的人，其一切关于“共情”与“改变”的呼吁，都难免显得苍白与虚伪。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的董小姐事件在国内舆论场掀起的波澜，余温未散，公众对于精英阶层利用信息差与资源优势占据公共资源的普遍不满，在此刻找到了一个新的宣泄口，完美地延续到了对蒋雨融的审判之上。

为何她会遭到左右夹击如果说对“特权”的指控是风暴的序曲，那么，将其置于政治光谱的审判之下，则将这场舆论讨伐推向了高潮。在这里，蒋雨融陷入了一个无处可逃的“中间地带困境”，受到了来自左右两翼的猛烈夹击。

在海外的中文异议人士社群中，蒋雨融的家庭背景与演讲中“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等表述，被迅速解读为中国官方叙事的海外延伸。她的父亲供职于具有准官方背景的“绿发会”（编注：隶属于中国科协，中国NGO在注册时通常需要有挂靠单位），这一事实让她被轻易地贴上了“官二代”的标签。进而，她的哈佛演讲被视为一场精心策划的“大外宣”，是官方利用海外平台进行形象塑造的工具。

更有甚者，翻出她曾参与“拖离”在哈佛抗议的学生的旧闻，以此作为她扮演“体制工具人”的佐证（编注：蒋雨融回应BBC采访时表示，她“当天临时被同学叫过去帮忙当志愿者，在门口登记，刚好站在那里。”视频中她未与抗议学生发生接触。但是可以推测到，她是该校学生学者联合会的成员）。在他们眼中，蒋雨融的每一个字，都可能隐藏着为政府辩护的密码。

然而，吊诡的是，在国内的某些舆论场，尤其是以复旦大学沈逸教授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声音中，蒋雨融和她所代表的“NGO”、“国际发展”等概念，却被描绘成了另一幅截然相反的图景。在他们看来，这些所谓的环保、发展类NGO，是西方渗透中国、意图策动“颜色革命”的马前卒。哈佛肯尼迪学院，这个被许多官员视为“镀金”圣地的学府，也被描绘成了培养颠覆分子的“大本营”。川普政府削减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预算的行为，被幸灾乐祸地引用，以嘲讽其专业的“无用”与“虚伪”。在这一叙事版本里，蒋雨融被塑造成了一个“文化祭品”，是哈佛大学精心挑选出来，用以献祭给西方白左意识形态的象征。

她就这样被困在了两股巨大、且完全对立的政治指控之间。在一方的叙事里，她是红色权力的延伸；在另一方的叙事里，她是西方颠覆势力的工具。她同时是“大外宣”和“被颜色革命者”。这种逻辑上的巨大矛盾，恰恰说明了身份政治的荒谬性：事实和逻辑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和标签。一旦个体被符号化，她就不再是她自己，而是一个任人打扮、用以攻击敌对阵营的稻草人。

她的演讲内容，本意或许是想超越这些纷争，寻找一片安全的中间地带。她选择了“包容”、“多元化”、“人类共同命运”这类具有普世性的宏大主题，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所有可能引发争议的热点问题，比如中美关系、地缘政治、巴以冲突等。这是一种典型的、旨在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沟通策略。然而，在今天这个高度极化的舆论场中，这种四平八稳恰恰是最大的“不正当”。

去年哈佛的毕业演讲代表，因哈佛校方拒绝向13名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授予学位，发表了充满激情、尖锐批判校方伪善的演说，赢得了广泛的共鸣。那份演讲的力量，恰恰在于它的不妥协、它的争议性、它的真诚愤怒。相比之下，蒋雨融的“安全牌”就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它没能满足任何一方的期待：对于渴望听到对强权进行反思与批判的人来说，它过于温顺；对于反对“白左”议程的人来说，它又充满了他们所憎恶的DEI（多元、公平、包容）。结果，这个试图左右逢源的中间地带，反而成了四面受敌的火力集中区。

演讲文本何以成为众矢之的

即便我们剥离所有附加其上的政治与身份标签，单纯审视蒋雨融的演讲文本本身，也不难发现其内在的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恰恰为所有外部攻击提供了最坚实的落点。

演讲的核心部分，她举了三个例子来阐述她对“人类共同困境”的理解：一个因贫穷买不起卫生巾的女孩，一个因恐惧骚扰而不敢上课的女生，以及一个不明白为何有战争却最终死于战火的男孩。这三个形象，无疑都指向了真实存在的、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然而，问题在于，它们是以一种高度抽象、去语境化、非特指的方式出现的。

他们是“一个女孩”、“一个女生”、“一个男孩”，是教科书和公益广告里常见的、标准化的受害者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有具体姓名和生命故事的个体。对着抽象的人类、抽象的苦难进行抒情，其情感浓度必然大打折扣。这种抒情，很容易被感知为一种表演，一种为了体现自身道德优越感而进行的姿态展示，而非发自肺腑的真诚共情。这正是其演讲被普遍批评为“假大空”的根本原因。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说，“要爱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要爱生活本身，胜过爱生活的意义”。情感的共鸣，往往来自于具体的细节。如果蒋雨融讲述的是她在某次社会实践中遇到的、名叫“小红”的女孩，如何用破布代替卫生用品；如果她分享的是她的某位同学，因为遭遇了怎样的具体骚扰事件而产生了何种心理创伤；如果她能追溯某个死于战火的男孩短暂一生的具体轨迹……那么，她的演讲或许能刺破观众情感的壁垒，产生真正的共鸣。

但她没有。她选择了一种最安全也最无效的方式。这种选择，反过来又印证了外界对她的种种指控。在批判其特权的人看来，这正是精英阶层脱离群众、无法理解具体疾苦的明证；在批判其虚伪的人看来，这正是白左只会空喊口号、自我感动的典型症状。尽管我们不能轻易断言白左只会空谈 , 但蒋雨融的演讲，确实精准地迎合了这种负面印象。文本的空洞，为所有对她怀有偏见的人，都提供了一枚可以射向她的“实心炮弹”。

我们时代的病征：一场关于偏见、焦虑与隔阂的集体诊断

最终，我们不得不回到那个核心问题：为什么是蒋雨融？为什么这么多立场迥异的群体，会如此同仇敌忾？这背后，反映的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更是我们这个时代深刻的社会病征。

首先，这是“塔西佗陷阱”在舆论场的完美复现。 当一个公众人物与某个带有负面联想的身份（无论是“体制”还是“西方精英”）挂钩，她便失去了被信任的基础。无论她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被预设为怀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她越是向宏大叙事靠拢，就越无法打动人心；她越是辩解，就越是坐实人们的猜疑。蒋雨融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开设账号，试图与网友对线，其结果是“说得越多，错得越多”，为攻击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靶子。各方都在她的言行中，欣喜地印证了自己早已持有的偏见。

其次，这是身份政治的极致化表现。 在这个故事里，个体被彻底简化为标签的集合。在一些人眼中，NGO背景等于“境外势力”，体制内家庭等于特权腐败；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官方叙事等于洗脑喉舌，哈佛学生等于虚伪白左。蒋雨融不再是一个有着复杂成长经历和个人思想的独立个体，她变成了一个符号的战场，各方势力都试图在她的身体上刻下自己的图腾，并摧毁对手的图腾。

再次，这反映了大众对“代表权”的深刻焦虑。 在哈佛毕业典礼这样的全球性舞台上，一个中国面孔的发言，不可避免地会被视为一种“中国代表”或“留学生代表”。当她的言行不符合某个群体的自我认知或期待时，这个群体会感到被“错误代表”，甚至被冒犯。 “她凭什么代表我？”这句愤怒的质问背后，是对“中国故事”解释权的激烈争夺。各方都想成为那个定义“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的主体，而蒋雨融，则不幸成为了这场争夺战的中心祭品。

此外，这也是全球反精英主义思潮的又一次共振。 在国内，从“小镇做题家”的自嘲与愤懑，到对“董小姐”们占据优势资源的口诛笔伐，公众对精英阶层的疏离感与不信任感与日俱增。蒋雨融的精英履历，无疑精准地撞上了这个枪口。

而在大洋彼岸，以川粉为代表的右翼民粹，对常春藤精英及其所代表的政治正确的憎恶，也早已不是新闻。他们一边咒骂哈佛是“极左”的大本营，是摧毁传统价值的元凶，一边又以自己的子女能进入藤校为荣，甚至不惜以“逆向歧视”为名状告哈佛，抱怨其对亚裔学生录取不够多。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恰恰揭示了其反精英姿态的本质：它反对的不是精英地位本身，而是占据了这些地位的、与自己价值观相异的“另一群精英”。蒋雨融，不幸地成为了这股跨国反精英情绪的完美交汇点。

最后，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信息茧房与立场固化日益严重的世界。 各派批评者在各自的同温层内，不断强化着自己的观点，而鲜少与对立观点进行有效的事实核查与对话。沈逸的“颜色革命基地”论，在特定的受众中被奉为圭臬；海外的“特务”论，也在另一群人中深信不疑。真相变得支离破碎，观点则日益极端。

谁是下一个“祭品”？

蒋雨融事件，如同一场盛大的行为艺术，它展演的不是一个个体的成功或失败，而是我们这个时代集体无意识的痉挛。她是一面棱镜，折射出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阶层之间的巨大鸿沟、身份政治的蛮横霸道、精英与大众的深刻隔阂，以及个体在宏大叙事面前的渺小与无力。

她的演讲本身，或许只是一个普通优秀毕业生略显笨拙的尝试。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以及她特定的身份背景被曝光之后，这份普通的感言就被赋予了它无法承受的重量，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最终在舆论的绞肉机中被粉碎。

喧哗与骚动之后，我们或许应该反思：在这场几乎无人（敢）为蒋雨融辩护的集体狂欢中，我们究竟是在批判一个具体的个人，还是在发泄我们对自身所处困境的无名怒火？当理性讨论的空间被情绪化的攻击和阴谋论的揣测所挤压，当复杂的个体被简化为非黑即白的符号，我们距离一个更开放、更宽容、更理性的公共空间，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