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嵇伟｜评论｜原稿日期：2026年10月11日
美国拟公开直播哈桑的死刑执行，引发关于威慑、司法程序与人的尊严的争论。本文讨论公开展示行刑的社会影响，不预设死刑存废的答案。
图1｜司法与直播传播的概念插画。画面中的天平和屏幕为象征性元素，不对应具体法庭、案件或行刑现场。来源：OpenAI 图像生成工具制作，AI生成。
公开直播行刑的争议
最近，美国两起与死刑执行有关的事件让我震动。一起是田纳西州死刑犯克里斯塔·派克在接受两剂执行死刑所用药物后仍然存活；另一起是美军计划于12月3日以行刑队枪决尼达尔·哈桑，国防部长并提出公开直播行刑过程。[1][2]
死刑的存废涉及各国法律制度及其国际人权义务。这里我不讨论是否支持死刑，而只讨论公开执行死刑和向公众直播行刑过程的问题。
10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表示，将让公众能够观看哈桑的行刑过程。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川普）已批准以行刑队执行哈桑的死刑，行刑日期定为12月3日。不过，批准执行死刑与最终批准公开直播是两个不同的决定；截至本文原稿写作时，直播安排仍有变数。[1][3]
2009年11月5日，哈桑（Nidal Hasan）在得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造成13人死亡、32人受伤。遇难者包括军人及平民，并非全部是士兵。2013年，美军军事法庭判处哈桑死刑。[1]
如果按计划执行，这将是美军自1961年以来首次执行死刑。将行刑过程向公众直播的提议，则引发了有关法律、伦理与公共传播的争议。[1]
人权组织、宗教人士和部分美国政界人士反对公开直播行刑。他们担心，国家将处决过程变成公开展示，会损害人的尊严，并把司法惩罚转化为供人围观的景观。[4]
赫格塞斯及支持者则认为，公开展示行刑能够让公众看到严重犯罪的后果，并对潜在袭击者产生威慑。[1]
强力威慑需要证据
强力威慑论的信奉者很多，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也曾利用公开杀戮及其影像传播，展示力量、控制公众并恐吓对手。在其扩张期间，该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部分地区实施公开处决，强迫居民围观，并将影像传到网上。国家司法与恐怖组织的杀戮性质不同，但暴力影像的传播效果，同样值得警惕。
2014年8月至10月，IS曾发布处决西方记者和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影像，遇害者包括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James Foley）、史蒂文·索特洛夫（Steven Sotloff），以及英国人道主义工作者戴维·海恩斯（David Haines）和艾伦·亨宁（Alan Henning）。
讨论公开处决，应区分实际发生的事件、法律规定和可核实的统计，不能把三者混为一谈。国际特赦组织在2025年度统计中，记录了至少17人遭到公开处决：伊朗11人、阿富汗6人。这些数字是该组织掌握的已知记录，并不代表全球实际总数。[5]
公开处决的支持者相信，让公众目睹严厉惩罚可以产生警示作用。但这种主张能否成立，需要经验研究的支持，不能只凭行刑场面的冲击力判断。
塔利班重新掌权后，阿富汗再次出现公开处决。国际特赦组织记录的2025年6名公开处决者，说明这种做法仍在延续。[5]
关于朝鲜公开处决的报道，也见于人权报告和脱北者证词。不过，由于独立调查和现场核实受到限制，具体案件和年度人数应谨慎引用，不能把证词或未经独立核实的报道当作已确认的完整统计。
我的故乡也曾长期强调以严厉惩罚形成威慑。读大学时，同系同级有一位同学陈小蒙，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儿子。根据我的记忆，1986年2月，36岁的陈同学与前市委副书记的儿子及另一人，因强奸罪、流氓罪被判处死刑。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某大报工作。记得公审陈同学一案那天，报社跑司法线的记者知道陈是我的大学同学，就叫我一起去公审大会。会上宣布三人被判处死刑，随后将他们押往行刑地点执行。一些参加公审大会的人跟去了行刑现场。我不愿在任何情况下观看一个人被杀死，因此拒绝了同事的邀请。
围观可能带来的冷漠与暴力
在我接触的人和听到的评论中，这起被视为向高官子弟“杀鸡儆猴”的案件，并没有产生人们期待的震慑效果。这是我的个人观察，不能替代对犯罪率和刑罚效果的系统研究。后来，公开宣判、押赴刑场等做法逐渐淡出了我在故乡的生活经验。
美国最后一次公开执行死刑发生于1936年。此后，死刑见证通常限于获准到场的特定人员。有限见证与面向所有人的公开直播，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显然不同。[4]
因此，美军此次提出向公众直播行刑，并不只是改变见证方式；它还可能把一次刑罚执行转化为大规模传播事件。
法律判决的目的是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并通过正当程序实现司法公正。而将执行过程现场公开直播，则额外增加了一个目的，就是让人们观看一个人如何被国家处死。
那么，如果公众亲眼看到犯罪者最终受到的死亡惩罚，是否会因此更加畏惧和尊重法律，不敢犯罪了呢？现场公开直播究竟能带来哪些实际的公共安全效益？
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公开展示处决能有效减少恶性犯罪。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2012年的报告指出，当时有关死刑与凶杀率的研究，无法可靠判断死刑会使凶杀率增加、下降还是保持不变。该报告讨论的是死刑的一般威慑效果，并未直接研究网络直播处决。对直播的额外威慑作用，更不能轻易作出肯定结论。[6]
此外，当国家展示剥夺罪犯生命的过程时，还极可能改变公众对暴力的态度。当执行死刑成为公众观看的事件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可能从法律判决、司法程序和受害者权益，转移到行刑的方式、现场的画面、以及一个人死亡的瞬间。有些人甚至可能抱着好奇心观看，把它当作一种阴暗的娱乐。
当公众频繁接触此类画面时，也可能逐渐对他人生命被剥夺无动于衷。鲁迅的小说《药》写过这种冷漠：华老栓在黎明前出门，到刑场附近买蘸着被处决者鲜血的馒头，试图用它治好儿子的病；围观者则将他人的死亡当作谈资和热闹。这是对小说情节的概述，而非原文引述。
惩罚犯罪与维护人的尊严
10月10日是世界反对死刑日。教皇利奥十四世在官方账号@Pontifex上发文，重申反对死刑的立场。他认为，维护公共利益、实现正义并不一定要诉诸死刑；有效的拘禁制度可以保护公众，同时保留罪犯获得救赎的可能。这是对帖文的意译。[7]
这段帖文没有点名哈桑或派克的案件，其立场针对的是死刑本身。本文关注的公开直播问题，与死刑存废相关，但不能混作同一个问题。
9月30日，田纳西州尝试对50岁的克里斯塔·派克（Christa Pike）执行注射死刑。行刑人员按流程使用了两剂戊巴比妥后，她仍有呼吸和心跳，随后被送往监狱外的医疗机构。州惩教部门当天证实了转送就医的消息。[2][8]
派克因参与1995年杀害19岁同学科琳·斯莱默的案件，于1996年被判处死刑。行凶时，她18岁；同案男友作案时未满18岁，被判处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
她后来恢复意识。律师团队10月10日表示，她已出院并返回此前服刑的监所。其后续康复情况仍需持续关注。[9]
这次失败的行刑，再次引出执行流程及后续法律救济的问题。是否能够再次执行、是否改变刑罚，应由法院依照具体程序和证据处理；不能把改判写成已经可以预见的结果。
回到美军对哈桑尚未执行的死刑，以及公开直播行刑过程的提议。
美国海军退役四星上将威廉·麦克雷文在《大西洋月刊》撰文反对公开处决。他认为，极端分子追求关注，直播哈桑之死未必能阻止暴力，反而可能被用作宣传，或刺激新的袭击。这是他对潜在风险的判断，而非已经得到验证的因果结论。[10]
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国家即便面对最严重的犯罪，也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和限制。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下严重罪行，就不再让他享有任何基本尊严。尊重一个人的基本尊严，并不等于原谅他的罪行。反对公开展示犯人的死亡，也不等于否认他应该受到法律惩罚。
我对西部片《决战犹马镇》（3:10 to Yuma）印象很深。影片中，农场主参与押送一名被捕的匪首，冒险将他送上开往尤马的火车。让我震动的，是在危险和诱惑面前仍试图完成押送责任的坚持。电影当然不是法律史的证据，但它提醒我：面对严重犯罪，程序的价值仍然值得维护。[11]
10月10日，特朗普表示，将由他决定是否对哈桑的处决进行直播。因此，本文讨论的是一个尚未最终确定的直播提议。对我而言，无论刑罚如何执行，国家都应认真说明：把一个人的死亡过程展示给公众，究竟增添了什么公共利益，又将付出怎样的文明代价。[3]
资料来源
[3] 华盛顿邮报 特朗普称将决定是否直播 2026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