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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詹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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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停火协议至今未取得任何进展，当美国始终坚定地将以色列视为战略盟友，继续为以色列的右翼政府提供轰炸加沙地带的武器时，反犹太主义的说法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中。
几个世纪以来，反犹主义的宣传一直将犹太人妖魔化，指责他们是阴谋家、善于操纵的局外人，往往拥有统治世界的权力和计划。从中世纪到大屠杀，这些虚假的指控给犹太人带来了可怕的痛苦。
近年来，所谓犹太人主导和控制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实际上控制着世界货币甚至各国政治的反犹主义观念在极端分子中浮出水面。当代的经济焦虑和对政府的不信任给这个过时的神话赋予了新的生命。这种说法的影响之深足以塑造人们的思维——当危机（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需要一个简单的反面靶子时，用犹太人、“共济会”、“罗斯柴尔德家族”或“索罗斯”的背后操纵似乎就可以解释一切。
在这种背景下，随着加沙冲突和流血悲剧似乎始终看不到尽头，犹太人通过金钱和游说团体影响甚至操纵美国政治的说法，开始在中英文媒体中越来越显著。但一个值得让人关注的趋势是：最近这样的叙事既来自右翼白人民族主义者，也来自反战的左派。
受此影响，美国的犹太人团体越来越恐慌不安。自由派媒体《大西洋月刊》即将面市的4月刊封面报道因此使用了一个令人警醒的标题：美国犹太人的黄金时代正在终结。
但是，美国犹太人占全体选民的2.4%，从历史上来看是一个坚定的自由派群体。犹太人并不是铁板一块——俗话说“两个犹太人，三种意见”(two jews, three opinions)。在美国的犹太人由来自不同种族、教派和政治信仰的人们组成。随着政治和舆论发生巨大变化、以色列政府右翼转向、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长期暴力占领，以及更广泛的代际变化，这一系列的趋势也使得年轻一代的犹太裔美国人更加进步并且更愿意批评以色列。
在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和劫持人质之后，许多犹太裔美国人重新承诺支持以色列。但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犹太人和进步犹太团体表达了对战争的反对，并敦促政治领导人不要让谋杀升级为更多的暴力。
此外，正如犹太裔团体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声音，对于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也会受到犹太裔、阿拉伯裔和其他各种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在这场冲突和辩论中，人们很容易迷失在“犹太/以色列游说团才是最重要的”和“犹太/以色列游说团无关紧要”的二元对立中。但更可能接近事实的说法应该是：犹太裔游说团体的影响力确实很大，可是美国的政策制订不可能孤立地取决于单一的影响，同样跟美国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历史、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和其他政治与经济制衡因素有关。将“犹太人”的势力盲目夸大，这与将华人作为一个整体集中批判，犯的是同样的错误。
最具自由倾向的宗教团体
一点历史背景：美国犹太裔在20世纪以来非常积极地反对社会偏见和歧视，一直是民权运动、劳工权益运动和妇女权益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长期以来，犹太裔是民主党的核心选民群体之一。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1%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或倾向于民主党人。
2019年对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的调查显示，犹太人是美国最自由倾向的宗教团体。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不赞成川普担任总统，尽管他不加批判地支持以色列领导人内塔尼亚胡。这个调查结果已经能显示出，在美国的犹太人在主流上并不是将以色列的利益放在首位。
从宗教上来看，超过一半的美国犹太人属于美国犹太教的两个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分支：37%的人自认为是改革派，17%的人认为是保守派。大约9%的人认为自己是东正教徒。三分之一的成年犹太人（32%）不认同犹太教的任何特定流派或机构分支。随着代际变化，年轻的美国犹太人在宗教上不再虔诚，对以色列也不再有依恋。因此美国犹太人越来越少地将自己视为一个整体。
甚至在10月7日之前，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支持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2021年，犹太选民研究所(Jewish voter Institute)的民意调查人员向800名犹太裔美国选民询问了有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具体问题，他们的发现令一些犹太领导人感到震惊。5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限制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这样它就不能把钱花在扩大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上。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同意“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的说法。31%的人认为以色列正在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年轻的犹太人更有可能同意这两种说法。
而在2020年，皮尤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58%的犹太人表示他们在感情上或多或少依恋犹太人，但超过一半的人不赞成该国的右翼政府，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犹太人表示，他们认为以色列政府在追求和平方面是“真诚的”。在同一项民意调查中，63%的美国犹太人表示，他们认为两国解决方案是可行的。事实上，犹太人比美国总人口更有可能相信与独立的巴勒斯坦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美国犹太人始终是一个总体上更偏于自由派立场的群体，而且人口、宗教和政治倾向的不断演进意味着，美国的犹太裔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多数人对当前的右翼政府持批评态度。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对以色列和加沙冲突没有达成共识。
“修复世界，拯救生命”
事实上在美国的任何一个族裔群体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不会只因为共同的血统和宗教信仰而始终持同样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认为美国的犹太人在专注于游说政府保持亲以色列的立场，与这样的人口发展趋势是不符的。
近些年来，美国的犹太左翼组织激增。像IfNotNow和犹太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这样的组织长期以来一直谴责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他们站在了呼吁停火和结束美国对以色列对加沙战争支持的最前沿。
这些犹太组织是通过文化传统和认同感联合起来的。他们将自己的行动与犹太人的“修复世界”(tikkun olam)概念联系起来。这种理念是，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和孙辈，犹太人的存在已经是一种特权，美籍犹太人因此有责任保护弱势群体。这种想法使得他们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活动期间，与黑人行动团体站在一起；现在正在指导美国犹太人的抗议活动，他们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
“我们的传统告诉我们，pikuach nefish——拯救生命——比所有其他戒律都重要，”由犹太人和移民领导的反对拘留和驱逐移民的组织Never Again Action去年10月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珍贵。”
当然，美国也存在着一些亲以色列团体，它们致力于巩固美国政治支持、确保军事援助。其中的代表包括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以色列民主多数派 (DMFI) 和 J Street。
在这当中，支持以色列的AIPAC 最为野心勃勃，它重点关注候选人，去年花了近300万美元在国会推进其议程。但AIPAC并不总是赢。例如，2014年2月，当它推动对伊朗实施更多制裁时，它在国会输掉了一场重大斗争。
相比之下，J Street 自称“支持以色列、支持和平”，它的理念是既强调“和平”，对加沙人道主义危机表示担忧，谴责以色列定居点是和平的障碍，但同时又主张以色列应该有自卫权，否则它作为犹太民主国家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J Street被认为是最自由的太平洋政治行动委员会之一，只向民主党捐款。
不可否认，这些组织是美国政治中的一支强大力量，但它们的存在并不能证明犹太人因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例如，纽约市大约20%的犹太人生活在贫困或接近贫困中；作为参考，纽约市有近四分之一的亚裔成年人生活在贫困中。但他们的存在似乎都被更富裕的那1%代表了。
游说团体不可能独立主导美国政策
史蒂夫·伊斯雷尔(Steve Israel)在国会代表纽约州16年，并于2011年至2015年担任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主席。他现在是康奈尔大学政治与全球事务研究所所长。
他在《国会山报》的一篇专栏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围绕AIPIC对国会议员的影响展开的激烈辩论令人深感不安，甚至有些危险。左翼和右翼都被一种说法所束缚，即国会议员支持以色列，要么是因为他们热爱这片土地，要么是因为他们被强大的游说团体所控制。但这个论点中缺少的是真正激励我的大多数前同事的东西：什么对美国有好处？”
伊斯雷尔认为，“国会中绝大多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支持以色列，因为它是一个宝贵的盟友，在世界动荡的地区拥有共同的基本理想……国会支持以色列不是因为某一个说客，而是因为阻止哈马斯(Hamas)和真主党(Hezbollah)的影响对美国至关重要……需要明确的是，AIPAC非常强大。它和所有游说组织一样，起草立法语言、组织投票、敦促候选人撰写立场文件，并试图影响国会议员。但它没有权力让国会议员投票反对国家利益。它的论点不是建立在对以色列有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美国有利的基础上。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立法者来说，这是一个容易的卖点。”
归纳下来，作为国会议员，伊斯雷尔认为，AIPAC确实很强大，但它所做的和其他游说组织没有两样，立法者是因为更复杂的原因才选择与以色列结盟。
国内政治和游说确实很重要，但正如美国资深和平进程外交官亚伦·大卫·米勒(Aaron David Miller)在他的著作《应许之地》(The Much Too Promised Land)中所说，“我不记得美国和平进程顾问做出的或没有做出的任何重大决定，是直接与一些游说者的电话、信件或施压策略有关的。”
在2007年，随着一篇题为《以色列游说团》的文章在《伦敦书评》上发表，英美媒体也在同情这样的论点，即以色列游说团体欺骗了美国的中东政策，并帮助布什政府进入伊拉克，以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利益。但很多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驳，比如，很大程度上由外国石油资金资助的庞大的亲阿拉伯游说团体似乎完全被忽视了；此外，对伊拉克发动袭击负有最大责任的人物、副总统迪克·切尼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新保守派。他是石油行业精英的正式成员。
记者蒂姆·鲁滕(Tim Rutten)在2007年《洛杉矶时报》上的评论谈到了美以关系中更加复杂的现实：
“每一个陈旧的以色列暴行故事都被翻出来，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长篇故事完全被渲染为对以色列压迫的反应。每一次和平谈判的失败都归因于以色列在美国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庇护下的狡诈行为。他们没有谈到巴勒斯坦的腐败、分裂和口是心非，甚至没有这些不幸的人民无法提供一个可靠的世俗伙伴来进行和平谈判。”
尽管美国政府和民众有着支持以色列的历史，但美国政策界不乏批评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声音。即使在犹太社区内部，对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同时，也有类似的巴勒斯坦利益的倡导者和专业游说者。
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美国反犹太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发生的
2017年，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游行，高呼“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这提醒人们，右翼反犹太主义的威胁在美国仍然非常真实。一年后，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一名枪手进入一座犹太教堂，杀害了11人，其中包括大屠杀幸存者，这是美国本土发生的最致命的反犹袭击。
对于美国犹太人社区来说，每一个时刻都是非常痛苦的。它给美国犹太人提出了新的、痛苦的问题：谁是他们的盟友，他们在更广泛的政治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随着冲突的展开，他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
左翼杂志《犹太潮流》(Jewish Currents)主编阿里尔·安吉尔(Arielle Angel)写道：“周末期间，许多反对占领的犹太人发现，他们不能参加巴勒斯坦团结抗议活动，因为他们需要抗议活动无法提供的东西：悼念以色列死者的空间，在即将到来的政治进程中争取自己的位置。”
但她在结尾提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需要想象一场比出埃及更好的解放运动——一场没有人离开的大迁徙。在那里，人们留下来收拾残片，重新安排自己，不仅仅是犹太人或巴勒斯坦人，而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工人和艺术家。”她引用了波多黎各犹太诗人和活动家奥罗拉·莱文斯·莫拉莱斯(Aurora Levins Morales)在她的诗《红海》中的诗句：“我们只有互相扶持才能穿越，我们都是难民，都是先知。”
夸大“犹太游说团”的力量，利用古老的反犹太阴谋论，指控犹太人阴险地试图主宰权力席位，无益于我们彼此扶持，到达那个更美好的未来。
美国犹太人的黄金时代已经让位于阴谋论和政治暴力的黄金时代，所有这些趋势都不利于民主。极端主义思想和暴民行为对犹太人从来都不是好事——对美国同样如此。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433813-the-myth-of-the-pro-israel-lob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