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要实现这些目标,还必须解决另一个紧迫的问题。那就是,拜登政府要开始重建美国人对其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信任了。
与之相关的现象是:在美国社会当中,确实面临着公众对政府信任锐减的现实。例如质疑疫苗的科学性、对政府报告的经济数据、犯罪数据持怀疑态度等等,这将大大影响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比如,如果很多民众都不相信疫苗的有效性而拒绝注射,那么要控制肆虐的新冠疫情就将难上加难。
面对这样的困境,拜登政府将如何重建美国民众的信任呢?我们不妨从 “真相衰减” 这一现象探讨开始。
“真相衰减” 是什么,为什么出现?
从 2018 年开始,著名智库兰德(RAND)公司针对美国社会 “真相衰减”(Truth Decay)这一现象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如今还把“反真相衰减” 作为其智库研究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
简单说,“真相衰退” 这个关键词,概括了美国人在公共生活中,对事实和基于事实的分析所占比重越来越少,混淆了事实和观点区别的这一趋势。
那么,真相衰减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一个很重要的后果就是,权威机构的公信力丧失,最典型的就是对政府的信任度丧失。此外,在主动选择与算法推荐的双重作用下,人们的信息来源变窄,导致相同观点的人聚在一起,拒绝对真正的问题展开真正的讨论。其结果就是无论是在个人、社区、全国甚至全球层面,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不合作、政治极化以及不确定性都会增加。
“真相衰减” 现象的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兰德公司指出,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以下几点:
人本身就存在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es),再加上社交媒体的兴起和信息环境的变化,例如新闻从过去的 1 小时到现在的全天 24 小时播放(但是,真相并没有因此放大 24 倍)。从而导致人们往往不了解自己的认知偏见,也低估了算法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影响其行为的程度。
当前教育系统缺乏教导学生适应信息生态系统变化的能力。举个简单例子,无论是小学还是初高中教师,都面临着教导学生数学、阅读乃至 STEM 相关课程的压力,但公民教育却较为落后。例如教学资源、多元化教学队伍缺乏等依旧存在。
同时,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也加速了 “真相衰减” 这一趋势的发生。
例如,许多美国人避免与朋友和家人讨论政治从而避免冲突。但是兰德公司认为,这样可能会错过 “对话” 的机会,因为在安全的环境中,与值得信赖的个人讨论有争议的主题,可能更有助于养成对公共议题、日后在公共场所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的习惯。
需要指出的是,兰德公司认为,过去美国不同的历史时代——1890 年代、1920 年代、1960 年代乃至 20 世纪最后 20 年,都不同程度出现了真相衰减,但是在今天更加严重。
美国政治极化程度如何演变?从议员的政治倾向来看
社会的极化往往受到政治极化的影响,并反作用于政客们的选择。围绕美国政治是否愈加分裂的问题,皮尤研究中心在 12 月初发布了一份关于民众对政党认知的报告。其中数据显示,多数美国人(69%)认为,今天美国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只有 8%的人说分歧正在减少,而 23%的人认为 “保持不变”。
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找到了美国顶级私立文理学院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数据分析部门主任 Ken Flerlage 所制作的一张关于立法者意识形态立场追踪的图。
数据是从 voteview.com 而来,对美国顶层立法者们的意识形态立场(即自由派 / 保守派或左派 / 右派)进行了评分。其中,分数从 – 1(最左 / 自由)到 + 1(最右 / 保守),最早可追溯到第 25 届国会(1837 年 – 1839 年)的数据。
通过这张图清晰可见的是:美国政治两极化是一道不断扩大的鸿沟(widening divide)。
对于造成政治极化的原因,政治学界研究众多,并且在持续进行中。但在已知造成政治极化的理由,跟 “真相衰减” 的驱动因素,有着互为影响的作用。例如,认知偏见(例如群体内偏见)的存在,驱使人们改变其政治观点以匹配其群体的观点;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将受众暴露于越来越极端的内容中,也可能导致他们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出现政治观点。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极化并不意味着只有‘坏 “的一面,例如,这让美国两个主要政党比前几十年更具特色。但是,随着政党走向极化,会加剧人们对另一个政党成员的愈发不信任,政治家往往很难就前进的道路达成共识。国会更有可能陷入僵局,很难通过立法,而竞选活动和党派媒体可能会变得更加分裂。
重建措施:重建透明度(问责制)、专家团队、公民素质和教育
无论是 “真相衰减”,还是 “政治极化”,已经成为了美国社会当前互为关联的政治、社会现象,无论是任何一任政府,都无法完全解决。但重建民众的信心,是可以慢慢做起的。按照兰德公司总裁兼 CEO、无党派人士 Michael Rich 的建议,拜登政府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
首先,透明的问责制是重建信任的重要力量。美国资深参议员 Frank Church,曾在水门事件之后,号召成立了特别情报委员会 “乔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在 1970 年代调查国家系列情报机构的国内间谍和秘密阴谋事件,并对相关非法、秘密行为进行了叫停。问责制是政府在水门时代最低点后,开始重建公众信任的过程。
此外,政府的透明度还需要扩展到与新闻媒体的交互过程中。例如,更加直率应对记者的提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以身作则,将新闻媒体视为负责告知公众责任的合作伙伴,从而同时帮助更广泛地恢复民众对新闻媒体的信心。
搭建专家团队。新政府确定担任国家主管部门职位的候选人时,专业资格必须是其决定因素。确保任命的人员和机构负责人是各自领域的领导者,并组建具有类似资格的团队,这有利于表明任命的团队致力于通过事实和专业的分析,作为应对国家未来面临各类挑战的基础。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新冠疫情患病人数依旧在增长,如何有效控制疫情,拜登已经邀请美国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博士(Dr. Fauci)成为首席医疗顾问,并表示计划在管理任期内的第一个 100 天内,要求所有美国人要戴口罩。
建立多元化的管理体系。因为有专业研究表明,信任感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包容和代表的感觉。目前来看,拜登政府对于内阁人员的选择、总统任期过渡的执行团队来看,确实有这样的趋势。而这对于未来内阁的建设以及任命将在整个联邦政府任职的数千名工作人员而言,同样重要。
投资公民教育和发展。无论是在教育当中融合公民教育还是投资各类相关活动,有助于帮助儿童和成年人更好地了解民主的基础,政府的运作方式和内容。例如,新政府可以通过资助一些鼓励公民责任的学生活动或课程来解决相关教育资源缺乏的问题。这也有助于弥合鸿沟,在各代人之间营造一种归属感和责任感。
打造一个平和、常识、进步的讨论环境,是需要多方的努力,我们非常乐意作为一分子参与其中。身在美国的华裔读者朋友们,你们身边感受到的政治氛围又是如何呢?从何处获得你们的信息来源?对于新任政府的信任度又是如何?欢迎留言与更多读者共同探讨。
参考链接:
https://www.rand.org/research/projects/truth-decay.html*
https://www.flerlagetwins.com/2020/09/widening-gap.html*
https://www.latimes.com/opinion/story/2020-11-19/truth-decay-biden-trust-facts*
https://www.rand.org/blog/2020/11/putting-americas-civic-infrastructure-on-the-bide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