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公平是人性中最基本的追求之一，也是一个社会要良性运转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而教育公平，又是各项社会公平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教育对于每个个体和家庭而言，是实现阶层跃迁、个人实现的必由之路。
在教育的选拔过程中，考试是必不可少的。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声音支持废除将 SAT 等标准化考试作为录取标准，在美华人圈里则争议颇多。有考试就一定公平吗？废了考试又如何衡量学生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教育公平。
据非营利教育组织国家公平与公开考试中心称，超过 60% 的美国高校在 2021 年秋季招生过程中不要求 SAT 和 ACT 成绩。取消标准化考试在许多华人家长群中掀起轩然大波，许多华人也在呼吁标准化考试的重要性和亚裔面临的教育不公。
本文试图从公平原则的角度和美国学生面临的求学现状，阐释公平录取的理想状态，希望能够帮助支持教育公平的华人家长们找到问题的关键。
公平应该如何定义？
用文字描述” 公平 “很简单：所有成员应得到平等对待。
但现实世界往往要复杂一些。
比如，我们要举行一场公平的游泳比赛，给” 游泳能力最强的人 “发奖：所有人应该在同一个泳池游过相同的距离，用同一个秒表计时来评比。那通过药物提高体能可以吗？显然不公平，所以存在尿检和飞行检查来排除兴奋剂。
成人和儿童同场竞技可以吗，健全人和肢体残疾者比赛可以吗？也不行，所以许多比赛会按照性别、年龄、身体情况设置分组。自由泳比仰泳快，所以自由泳选手是” 游泳能力最强 “的吗？并不是，所以游泳比赛还会规定泳姿，相同泳姿才能一较高下。
这样游泳比赛就公平了吗？也不是，因为有些美元玩家可以购买加强游泳能力的皮肤：
Speedo的鲨鱼皮泳衣——只要充值，你就能游得更快！图源：Wikipedia
游泳公平已经如此复杂，教育公平就更复杂。
择优录取 vs 择爹录取？
面对万千申请者，” 择优录取 “的高校如何找到优等生呢？
换位思考，假设你是一名招生官，当你拿到下面这些 SAT 分数，你会怎么选？
1）马芸 1590 分 vs 苏乞儿 1530 分
2）汪思聪 1590 分 vs 李雪芹 1390 分
细心的读者大概已经从这些打擦边球的奇怪名字猜到我们想说的：
- 马芸 SAT 分数高，是因为马芸学习更用功？还是因为马芸可以放学后去补习班安心备考，而苏乞儿要去打工挣学费，没有时间复习？
- 汪思聪考出来的高分，是因为自己足够用功，还是因为思聪爸爸是是商业巨擘，思聪从小耳濡目染，而李雪芹自小父母离异，家庭破裂无法安心学习？
教育公平难以完全实现，就在于裁判永远无法把学生放入同一个赛道。而学校择优录取，则是要想办法避免拼爹的情况。
许多华人想要的 “教育公平” 可能只是一台向自己倾斜的天平
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自己 “也就是个普通家庭”，“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但实际上所谓的 “普通家庭” 已经是升学考试中的巨大优势。
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所谓的” 标准化考试 “，实际上考的是学生的家庭财富——穷人家的孩子不仅没法参加培训班，购买教辅，甚至要因为补贴家用而被迫额外打工，选择更慢的公共交通通勤，复习备考的时间就更少。如果原生家庭有疾病、亡故、犯罪、家暴、干预职业发展等问题，孩子在学习中又要面临额外的心理或生理负担。
SAT 分数和家庭财富的关系图，图源：华盛顿邮报
在这种 “我只是普通家庭凭什么 SAT 要让你 100 分” 的歪曲理解之下，最可笑的 “教育公平” 逻辑诞生了：许多华人认为穷人学区都是黑帮盛行，父母懒惰无知不愿意给小孩花钱投资教育…… 刻板印象说得别人家的父母一无是处。
但一转身到了申请学校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家在岁月静好中备考的孩子比人家在罪恶街区或问题家庭中备考的孩子多考 100 分是自己家孩子实力使然。
如果真的要实现父母口中喊的教育公平，让所有孩子都在同一赛道奔跑，那家长们愿意让你的孩子和穷人家的孩子一起在地狱模式里备考吗？
还有许多家长对不同族裔间 SAT 录取分数的差异耿耿于怀。在家庭收入水平和学历水平上，亚裔人群都显著高于其他族裔。面对整体上优于其他族裔的家庭教育环境优势，华人父母们真的好意思以受害者心态喊教育公平吗？
按种族统计家庭收入中位数，亚裔遥遥领先
25 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亚裔最高
Source: US Census
很多华人说 “当初我就是拿着两个行李箱来到美国的，一穷二白，白手起家”。其中甚至还有人是从贫困地区通过努力学习脱贫的。这非常不易，但个体的成功真的能够推广到所有穷人吗？还是仅仅是少数幸运者的幸存者偏差？又或者，这些所谓白手起家的人，至少还有能力花钱报考托福 GRE + 购买一张国际航班机票飞到美国，而许多真正一穷二白的人可能一辈子连坐飞机的机会都没有，移民一代们真的好意思管自己叫一穷二白吗？
华人爬藤迷思：一边爬藤一边骂藤
许多人对于教育公平的理解本来已有偏差，对高校招生的理解就更奇怪——高校有说过自己招生的唯一目标是招到好学生吗？
事实上，每个学校招生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目标，也需要完成不同的使命。
比如许多学校秉行的原则是公正（Just）的教育机会而非公平（Fair）的教育机会——尤其是许多公立学校，接受了政府（即纳税人）的资助，即意味着学校的运营需要为社会创造福祉，取长补短，给家境不好的学生创造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减少贫富差距。
也是出于公正原则，有的高校录取决定不采用标准化考试，有的高校决定使用种族或邮编作为代理指标 (proxy) 来推测学生家庭收入、父母病亡等隐私信息，或者社区犯罪率、学区公共资源等难以量化的数据。
许多华人靠自己拼搏实现了阶级跃迁。但轮到自己孩子这一代，却对提供教育福祉、减小贫富差异的社会福利政策穷追猛打，实在是令人侧目。
另外，许多美国高校都是私立学校，自负盈亏。学校也为了吸引校友存款开放了传承录取 (Legacy Admission)、校长名单(Dean’s List) 等方式允许合法拼爹，却很少见到有喊教育公平的华人团体们公开反对这两项不公平政策。
这种错误的预期也铸就了华人鸡娃圈一大盛景：一边嫌弃高校推出的”圣母 “” 白左 “政策，咒骂左派把大学” 搞乱“了，一边支持各种不平等录取政策为自己孩子争一个去被搞乱的高校的录取机会。
终点站：望子成龙，龙却不喜欢我
华人家长圈另一个常见的声音就是 “白左学校把我孩子教坏了”，“自从上了大学，孩子处处和我对着干”。其实答案很简单：孩子不仅没有学坏，反而能够摆脱家庭的影响，同情、理解美国社会中其他少数族裔和不幸家庭所面临的苦难。而把全部目光都放在自己孩子身上不顾一切的父母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 #原生家庭而已。
反倒是一路送孩子飞进 Dream school 的父母们需要再想想，像下面这群没有同情心的缺德藤校学霸，是您的培养目标吗？
文末附赠：活跃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哈佛校友精选
Mehmet Oz, 川普聘任的白宫运动、健身与营养委员会成员，在电视节目中宣传多款假药，包括在新冠期间推荐羟氯喹作为治疗药物。早年间在自己手术室摆放 “灵气能量治疗仪”。1982 年毕业于哈佛。
Jared Kushner, 川普女婿，靠裙带关系进入白宫。新冠疫情期间暗中操控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谋取私利，导致美国新冠早期防护物资断供。2003 年毕业于哈佛。
Steve Bannon，美国谣言网站 Breitbart News 创始人，因骗川普支持者拿修墙的钱给自己买游艇被捕入狱。1985 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
Bill O’Reilly,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曾为批评中国进入唐人街制作” 中国 “专题节目，采访唐人街路人提问空手道，进入拳馆学习跆拳道，骚扰不会说英语的亚裔老人。1996 年毕业于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
Ted Cruz, 共和党人，反对同性婚姻，反堕胎，认为” 数据不能证明 “气候变暖，曾反对联邦拨款用于飓风桑迪受灾后重建。1995 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
Theodore John “Ted” Kaczynski, “Unabomber”, 本土恐怖主义分子，因向多所大学和航空公司邮寄炸弹被叛无期徒刑。1962 年毕业于哈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