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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2日，加勒比海的平静被美军导弹的轰鸣声粗暴打破。这次军事行动最初旨在打击委内瑞拉海岸附近的涉嫌毒品走私船只，却迅速演变为一场将美国拖入法律与伦理泥潭的政治风暴。行动中，目标船只被摧毁，随后的“二次打击”更导致船上幸存者全部丧生。画面让人想起小说《1984》中的类似轰炸描述的片段。

随着事件在华盛顿政界引发关注，这场单纯的缉毒战术行动迅速升级为一场关于战争法边界、指挥链责任归属以及人道主义底线的激烈辩论。核心争议直指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他在多大程度上主导了这次杀戮？他提出的“战争迷雾”是否只是为法外处决提供的辩护？将反恐战争的逻辑强行应用于毒品走私打击，是否意味着美军已经彻底逾越了法治红线？

赫格塞思承认，他亲自授权了对委内瑞拉海岸附近船只的首次打击，并在五角大楼现场观看了行动，他将授权保留在自己这个级别，是基于这次初始行动的“战略意义”。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领袖亚当·史密斯直言，这次袭击的命令本质上是：“摧毁毒品，杀死船上的11人”。

自今年年初在参议院获得确认以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一直是川普政府的政治难题，他依靠副总统 JD·万斯投出的打破僵局一票才得以幸免。

如今，赫格塞斯在五角大楼任职的政治风险日益增加。针对导致委内瑞拉附近海域数十人丧生的空袭行动的合法性调查正在深入，他那套“不留活口、毫不留情”的行事风格，甚至引起了共和党支持者要求作出解释的呼声。

指挥链条的迷宫与责任的切割

在这场舆论与法律的风暴中心，赫格塞斯的角色显得扑朔迷离且充满了精心设计的政治切割感。关于究竟是谁直接授权了那次致命的第二次打击，目前的官方叙事与赫格塞斯的公开辩词构建了一道看似坚固却充满裂痕的防火墙。

根据现有的调查资料与五角大楼的声明，赫格塞斯坚称自己并未直接下达第二次打击的命令。他承认自己亲自授权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第一次打击，并在五角大楼的作战室里给出了“绿灯”，甚至目睹了导弹击中目标的瞬间。然而，他的叙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断层，这个断层似乎是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法律追责而预留的：他声称在第一次打击完成后，自己并没有“逗留”观看后续的任务进程，而是转身去参加了下一场会议。直到数小时后，他才获悉现场指挥官做出了补枪的决定。

这一叙述试图将赫格塞斯从直接的战术执行责任中剥离出来，将第二次打击的决策权完全归咎于当时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官——海军上将弗兰克·M·布拉德利（Adm. Frank M. Bradley）。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官方口径高度一致，强调布拉德利上将是在其权限和法律范围内行事，旨在消除所谓的“剩余威胁”。然而，这种责任切割并未能平息外界的质疑。

虽然赫格塞斯在形式上没有下达第二次打击的命令，但他对布拉德利决定的全力背书，以及他所营造的作战氛围，使得这种切割显得苍白无力。赫格塞斯公开赞扬布拉德利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并宣称如果换作是他，也会做出同样的判断。更令人不安的是，尽管布拉德利在国会作证时否认接到了“不留活口”的直接命令，但坊间流传的关于赫格塞斯曾口头下达“杀光所有人”指示的说法，依然像阴云一样笼罩在整个事件上方。这种高层态度的暗示，往往比书面命令更具杀伤力，它可能在指挥链中形成一种默契，即对毒贩的彻底消灭优于逮捕和审判。在这种氛围下，下级指挥官极易将高层的政治修辞转化为战术上的过度杀戮。

被科技穿透的“战争迷雾”

为了给这次充满争议的二次打击辩护，赫格塞斯抛出了“战争迷雾”（fog of war）这一经典的军事术语。他试图描绘一幅战场混乱、信息缺失的图景：船只在爆炸中燃烧，浓烟滚滚，视野受限，指挥官无法看清幸存者的具体情况，只能基于对潜在威胁的预判——如假设幸存者持有无线电或武器——来做出决策。赫格塞斯辩称，在这种视线不清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威胁被彻底消除，二次打击是必要的。他试图用这个词来暗示，布拉德利上将是在极其恶劣和不确定的环境下做出的艰难抉择，而非冷血的屠杀。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和更多细节的披露，这层“迷雾”似乎正在被高科技的现实所驱散。现代美军拥有全球最先进的侦察手段，无人机的高清实时回传画面足以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指挥官看清海面上的微小细节。国会议员们在观看了机密简报中的视频后，对现场情况的描述与赫格塞斯的“迷雾说”大相径庭。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吉姆·海默斯（Jim Himes）描述了令人心碎的一幕：两个幸存者紧紧抓住一块残骸木板，那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这两人显然处于极度困境，没有任何移动工具，更谈不上构成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这与赫格塞斯所暗示的“可能持有无线电”或“计划与另一艘船接头”的战斗人员形象相去甚远。

即便是为此次打击辩护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其辩词也显得颇为牵强，甚至带有某种荒诞的色彩。他声称幸存者试图将翻覆的船只“翻过来”以继续战斗，这一描述在物理常识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两个在大海中求生的人如何徒手翻转一艘沉重的运毒船？当高清镜头捕捉到的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落水者，而非手持重武器的恐怖分子时，“战争迷雾”就不再是一个合理的战术借口，而更像是一种推卸道德责任的托词。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一针见血地指出，赫格塞斯所谓的迷雾改变不了这是一次法外处决的事实。这表明，在信息透明的现代战场上，以此为借口掩盖过度使用武力的行为已不再奏效。

从执法到战争：第一次打击的法理黑洞

事实上，对第二次打击合法性的质疑，根源在于第一次打击本身的法律基础就摇摇欲坠。这就引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法律与伦理命题：美军是否有权在非战时状态下，未经国会明确授权，对被视为平民的毒品走私者使用致命武力？

长期以来，美国打击海上毒品走私的任务主要由海岸警卫队在海军的支援下执行，其遵循的是执法逻辑，即拦截、逮捕、审判。即便在极端情况下开火，也仅限于破坏船只引擎以迫使其停船。然而，川普政府及赫格塞斯领导下的国防部，试图彻底改写这一规则，将这种传统的执法行动军事化、战争化。

他们通过将毒品走私集团定义为“被指定的恐怖组织”和“贩毒恐怖分子”，将原本属于刑事执法的范畴强行拉入了武装冲突的框架。赫格塞斯和白宫辩称，由于毒品对美国人的生命构成威胁，贩毒集团成员就等同于武装战斗人员，因此对其实施“自卫”性质的军事打击是合法的。这种逻辑滑坡极其危险，它模糊了平民与战斗人员的界限，也混淆了执法与战争的区别。多数法律专家指出，即便毒贩从事的是非法活动，在国际法和武装冲突法中，他们仍被视为平民，不应成为军事导弹的直接攻击目标，更不应在失去抵抗能力后遭到处决式的打击。

更为讽刺的是，这种激进的军事行动似乎是先开火、后找理由。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事后匆忙出台的一份法律备忘录，试图为这些打击提供法律依据，但这份备忘录是在9月2日首次打击之后的9月5日才确定的，并且尚未公开。这种时间线上的倒置，清楚地表明了政府对其行动合法性的底气不足。它更像是一次事后的补救，而非事前的审慎法律审查。赫格塞斯所谓的“战略意义”和“总统指示”，在缺乏国会正式宣战或特定军事授权的情况下，显得法理依据严重不足。这种做法不仅规避了国会的宪法监督权，更为未来总统在没有制衡的情况下随意使用武力开创了危险的先例。

人道主义底线的崩塌与“补枪”伦理

从伦理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更是触及了人类良知的底线。如果说第一次打击还可以勉强用“打击源头”的强硬政策来解释，那么针对海难幸存者的第二次打击则彻底击穿了文明社会的道德防线。五角大楼自己的《武装冲突法手册》（DoD Law of War Manual）明确指出，下令向海难幸存者开火是“明显非法”的。这不仅是法律规定，更是战场上最基本的骑士精神和人道主义残留。然而，在这次行动中，这种底线被所谓的“不留活口”战术所践踏。

赫格塞斯所展现出的强硬姿态，以及他在社交媒体上将此类致命行动娱乐化的行为，被批评者斥为“嗜血”。他在网上发布表情包，似乎将夺取生命的军事行动视为儿戏，这种态度与他作为国防部长的庄严职责背道而驰，也引发了关于其是否具备基督教精神的质疑。当军事力量被用来对付两个在茫茫大海上紧抓木板求生的落水者时，所谓的“保卫国家安全”就变了味。正如海默斯议员所言，即使美国人支持打击毒品，但也应该对美军全力以赴对付两个即将沉没的人感到本能的不适。这种“发自内心的感受”正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它提醒我们，即便是在对抗罪恶的过程中，手段的正义性依然不可或缺。

对幸存者进行“补枪”，传递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在某种特定的政治叙事下，某些群体的生命可以被完全非人化。当毒贩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后，他们似乎就失去了作为人类哪怕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这种思维模式一旦在军队中蔓延，将极大地腐蚀军人的职业道德。士兵们被教导要忽略非法命令，但当最高层都在为这种非法命令辩护时，基层的道德判断力将面临巨大的考验。

政治算计下的透明度博弈

政治上的不透明进一步激化了这场危机。国会议员们，无论是倾向于透明度的共和党人还是愤怒的民主党人，都强烈要求公开打击行动的完整录像。他们认为，只有让公众亲眼看到事实，才能判断政府的行为是否越界。然而，国防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录像进行审查，这种拖延战术反而增加了公众的猜疑。如果这真是一次如赫格塞斯所说的“正义打击”，如果“战争迷雾”真的存在，那么公开录像恰恰是证明清白的最好方式。现在的遮遮掩掩，只能让人联想到这是为了掩盖一段无法在阳光下展示的暴行。

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的态度则充满了矛盾与精明的政治算计。一方面，他公开威胁要对毒贩采取陆海空全方位的攻击，甚至在言辞中流露出对“清理”这些船只的渴望，以此来迎合其核心选民对强硬手段的期待；另一方面，当第二次打击引发舆论反弹，甚至可能涉及战争罪指控时，他又迅速通过声称自己“一无所知”来撇清关系。

他在内阁会议上赫格塞斯辩解时闭目养神，这种肢体语言生动地展示了他试图在政治上与这一棘手的具体后果保持距离。这种既想要强硬打击的政治红利，又不想承担潜在法律责任的投机心态，正是导致指挥链在执行层面出现激进倾向的重要推手。总统的模糊态度给了下属一种暗示：只要结果是“消除威胁”，过程可以不择手段，但一旦出事，后果自负。

结论：法治精神的严峻拷问

综上所述，虽然皮特·赫格塞斯在技术层面上可能没有直接下达第二次打击的命令，但他作为国防部长，构建了一套将执法军事化、将嫌疑人恐怖分子化的激进政策框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亲自授权了缺乏法律稳固基础的第一次打击，并为随后的暴行提供了全方位的政治背书和舆论掩护。他所引用的“战争迷雾”在高清监控的铁证面前显得支离破碎，无法掩盖针对无反抗能力幸存者实施致命打击的残酷事实。

这不仅是一次具体的战术行动失误，更是美国军事力量在使用边界上的一次危险试探。如果这种以“禁毒”为名、行“战争”之实的模式被合法化，如果对失去抵抗能力的幸存者进行杀戮可以被“战争迷雾”所原谅，那么武装冲突法的基石将被动摇。未来，在灰色地带的军事行动将失去最基本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将美国推向一个无视法治与人权的深渊。当权力的傲慢压倒了法律的尊严，当杀戮的快感取代了执法的审慎，那才是真正的迷雾，一场笼罩在国家良知之上的道德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