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刚过去的周日落幕，电影《罪人》(Sinners)在破纪录的16项提名后斩获4项奥斯卡大奖：瑞恩·库格勒(Ryan Coogler)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迈克尔·B·乔丹(Michael B. Jordan)获得最佳男主角奖、奥顿·杜拉卡德·阿卡帕(Autumn Durald Arkapaw)获得最佳摄影奖以及路德维希·格伦森(Ludwig Göransson)获得最佳配乐奖。
值得一提的是，四位奖项得主中有两位来自湾区：导演瑞恩·库格勒出生成长在奥克兰；摄影指导奥顿·杜拉卡德·阿卡帕则来自东湾圣拉蒙谷的丹维尔镇(Daniville)——她创造历史，成为奥斯卡史上首位赢得最佳摄影奖的女性。
湾区出身的导演素来聚焦被忽视的文化和人物
可以说，《罪人》剧组的核心人物是导演库格勒，整个班底数人与他合作多次。
作曲家格伦森此前曾与库格勒同在南加州大学就读，此次凭借《罪人》赢得他的第三座奥斯卡，获得最佳原创配乐奖。
演员迈克尔·B·乔丹(MBJ)凭借在《罪人》中一人分饰双胞胎兄弟Smoke和Stack的精湛表演，摘得最佳男主角奖，这同样是他的首座奥斯卡。
MBJ与导演库格勒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13年的《弗鲁特维尔车站》(Fruitvale Station)。在这部传记影片中，MBJ出演了BART警察枪击案受害者格兰特(Oscar Grant)。《弗鲁特维尔车站》是库格勒执导的首部长片，取材于2009年发生在加州湾区的一起真实悲剧：年轻的格兰特在奥克兰弗鲁特维尔地铁站遭BART警员约翰内斯·梅塞尔勒(Johannes Mehserle)枪杀身亡。这起震惊社会的警察暴力事件及其引发的抗议浪潮，被普遍视为2013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兴起的重要先声。
库格勒曾在2018年执导《黑豹》，该片打破多项票房纪录，成为史上非裔导演执导的票房最高影片。他的作品因聚焦于常被忽视的文化和人物而受到评论家的高度赞扬。在本次颁奖台上，库格勒向他的家乡致意：“我在加州奥克兰、里士满长大，我们说起话来停不下来。”——他当时正请求观众暂停鼓掌，以便他能发言。
库格勒是继2018年乔丹·皮尔(Jordan Peele)凭借《逃出绝命镇》(Get Out)后，第二位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的非裔导演。
来自东湾的阿卡帕，拥有菲律宾和克里奥尔*血统，是98年奥斯卡历史上第四位获得最佳摄影提名的女性，也是首位有色人种女性获此殊荣。阿卡帕在致辞时感谢库格勒的正直和善良：“每当我对瑞恩说‘谢谢’时，他都会回应道：‘不，谢谢你才对。谢谢你信任我。’”
*在美国，“克里奥尔”(Creolo)用来指在1803年路易斯安纳购地之前，所有具有法属路易斯安纳原住民血统的人。
《罪人》的历史底色与夹缝中的华人移民困境
《罪人》是一部以1932年密西西比三角洲为背景的吸血鬼惊悚片。吸引观众的，不仅是惊悚与奇幻，还有它精心还原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吉姆·克劳法时代(Jim Crow Era)的种族隔离，华裔移民与非裔在南方共存的复杂命运。
影片中，华裔杂货店主Bo Chow（由演员Yao饰演）与非裔双胞胎兄弟Smoke、Stack（由演员MBJ饰演）之间跨种族友谊，植根于商业往来与相互尊重；Bo的妻子Grace（由演员李丽君Li Jun Li饰演）则在街对面经营一家专门服务白人顾客的店铺。这一细节看似微小，其实凝聚了大量考据工作。剧组专门为这个仅持续片刻的场景搭建了整套布景，而它也引发了观众关于吉姆·克劳种族隔离制度之荒诞性的深入讨论。
导演库格勒之所以将这种巧妙的细节融入影片，源于他在发现了一部关于密西西比三角洲华人的短片纪录片《美国南方华人的无名故事》后，联系到该片的导演Dolly Li，并邀请她担任本片的顾问。Dolly提到，库格勒的非洲裔岳父在追溯家族历史时，发现自己拥有三角洲华裔血统，这一发现直接启发了库格勒，决定将这个群体纳入电影中。片尾字幕中，也可以看到大量文化、语言与宗教顾问的参与。
Dolly强调 ，库格勒完全可以把杂货店主设定为黑人或白人，没有人会注意到华裔角色的缺席。他选择了更难走的路，将这段复杂的历史编织进影片，迫使观众正视美国种族纠葛背后的移民困境。
密西西比三角洲以种植园、棉花田和蓝调音乐闻名，但超过一个世纪以来，它同样是移民的聚集地。内战结束后，随着奴隶制废除，大批非裔向北迁移，棉花、甘蔗、稻米和烟草种植园主急需新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将华裔合同工引入三角洲。然而，这些移民很快发现，无论是法律还是社会，都不给他们一个安身之所。当地华裔居民Raymond Wong对NPR说：“我们夹在黑人与白人之间——我们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让我们陷入孤立。”
不被允许居住在白人社区的华人，便在非裔社区安家落户，并开起了杂货店。这些店铺出售肉类、新鲜蔬菜、罐头、洗衣皂和铁桶，店里没有任何中国元素，除了店主本人。在鼎盛时期，格林维尔(Greenville)一座四万人的小城，就曾有多达五十家华人杂货店。它们承载的不仅是商业活动，也是两个社区日常互动的重要空间。
系统性的排斥在塑造两个社区的命运：1875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基本上将华裔女性排除在移民之外；1882年的《排华法案》更彻底关上了大门，已在美国的华人也无法入籍。这导致大批华裔男性长期独居，与远在中国的妻儿骨肉分离，也破坏了形成一个稳定华人社区的可能性。到20世纪初，历史学家詹姆斯·洛文(James Loewen)估计，密西西比州有多达三成华裔男性与非裔女性同居或成婚。
Smithsonian杂志深入报道了其中一个家族的故事。Wong On，1844年生于广东，曾参与修建美国横贯大陆铁路，1875年随一批男子乘船来到密西西比三角洲摘棉花。他后来与非裔女性Emma Clay相识、成婚，两人共同经营了一家杂货店，养育了多名子女。
尽管如此，法律与制度仍在不断试图将这种连接撕裂。
1927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一起由华裔移民Gong Lum提起的诉讼。教育委员会决定让他的美籍华裔女儿玛莎(Martha)就读当地的一所黑人学校，他为此起诉政府，要求将女儿送入密西西比州的一所白人学校。法院维持了法律上的种族隔离，驳回了Lum的诉求。
这一判决不仅巩固了隔离体系，也在心理层面影响了华裔社区。历史学家洛文表示，这一结果使华裔居民不敢与黑人邻居发展跨种族关系，并促使他们试图摆脱“有色人种”的身份。与此同时，其他社区成员开始将加入浸信会视为融入三角洲白人社会的一种途径。这使白人牧师和教友逐渐适应了教堂里的华人群体，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形象。与此同时，浸信会内部的黑人机构仍坚持实行种族隔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白人宗教与政治力量的推动下，格林维尔成为三角洲地区首个允许华裔儿童进入白人学校的城市。随着该地区各城市相继通过类似条例，更多华裔学生随之入学。华裔学生逐步融入白人学校的进程，比黑人学生获得这一机会早了25年。
到了20世纪后期，三角洲华裔人口开始快速减少。NPR记者走访格林维尔时，社区成员Gilroy Chow估计，三角洲华裔人口从1970年代中期鼎盛时的约两千五百人，缩减至今天的约五百人。下一代人离开了小镇，走向更大的城市。
制度可以强行划定界线，却无法阻止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联结。在种族隔离最为严苛的年代，华裔与非裔社区之间，依然通过婚姻、邻里与日常交易，编织出真实的情谊。
这段少有人讲述的重要的早期三角洲华人和非裔的历史正是通过电影《罪人》才有机会被更多观众看见，审视和反思。
参考资料：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illing_of_Oscar_Grant
https://www.sfchronicle.com/entertainment/movies-tv/article/oscars-ryan-coogler-sinners-22076767.php
https://www.npr.org/2017/03/18/519017287/the-legacy-of-the-mississippi-delta-chinese
https://proximitymedia.com/podcast/in-proximity-dolly-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