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年前只有 148 美元的我,现在阿拉斯加建起了最大的精神服务中心 | 华人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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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郑敏

采访整理|木子立风

全文共 5707 字

阅读大约需要 14 分钟

 

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 惠特曼《草叶集》如果说,仇恨亚裔的浪潮还能有什么助益的话,那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意识到:我们需要被看见,被听见。美国的历史是由无数移民和劳动者书写的,华人的历史,不管是多么渺小的个体的历史,都是宏大历史的一块拼图,没有你的历史,美国的历史就不完整。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历史需要被讲述,被传播。为此,《美国华人杂谈》决定启动 “华人口述史计划”,期待你的支持与参与。

 

来美国第一年,我第一次离婚

 

你知道吗,30 岁那年,我孤身一人来到美国,身上只带了 148 美元。

 

来美国之前,我在老家沈阳按部就班地出生,长大,求学,工作。上世纪 90 年代,我在沈阳当小学老师,拿着一个月 200 人民币的工资。23 岁那年我结婚生子。但是后来,我发现和丈夫二人并不适合在一起,想要离婚时,对方不同意。

 

1996 年我决定远离现在的生活,去美国。那时候,我基本上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也从来没跑过更远的地方。10 月 21 日,我将儿子托付好,报团拿着只有三个月期限的考察签证,抵达美国洛杉矶,我一下就喜欢上了美国。这地方哪怕端盘子都能挣 1500 多美金,比我老家工资高很多。我马上就决定留在这,也没有想过自己未来会如何,只想着能给我儿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25 岁的我和两个亲妹妹

 

那是 25 年前呀,出国旅游的人很少,想要移民的就更少了。我的家人朋友里根本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我记得很清楚,我妈听说我想留在美国直说 “要打断我的腿”,还好我没听他们的。这么多年,我没有一秒钟后悔过来美国,唯一后悔的就是来晚了。我要是早点来,再年轻一点,当年能来这上学就更好了。刚开始几年打工日子虽然辛苦,但是我一直最盼望赶紧能把儿子接过来。

 

90 年代大儿子照片,拍摄于中国,他是我来美国的动力。大儿子后来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生物和心理专业毕业, 目前读研,准备从事精神科工作。

 

后来我靠着学英语申请到了学生签证,得以合法留下,然后开始打黑工。我第一份在美国的工作是当了三个月保姆,不然那时候都要没饭吃了;后来,我在罗兰岗(Rowland Heights)开始做服务员,踏上大多数华人新移民的餐馆打工之路。我打工不到一年,不但得到了老板认可,还得到了加薪。

 

我觉得只要在美国努力工作,说出自己真实想法,就会得到认可和尊重,这和我过去十年工作的感受完全不同。以前我在中国买自行车都心疼,现在凭着自己的双手,1997 年,拥有了第一辆自己的车,一辆二手日本卡罗拉,当时可真是太开心了。这期间,我一直惦记着儿子,但不能回去。不过,可喜可贺的是,我丈夫找了新女友,和我办理了离婚。

 

我们认识一周就结婚了

当时想着也没什么吃亏的地方

 

三年后,餐馆的一个朋友帮我牵线搭桥,我在一次 Party 上认识了我第二任丈夫。他比我大 16 岁,是个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白人。他在加州政府医院工作,是一位心理医生(psychatiry),病人基本上来自监狱;同时,他也开设了自己的精神保健中心对外接收病人。

 

其实我对和他结婚真没什么兴趣,但是他和我沟通了一下,就把我给说服了。这个男人和我说,我是真心喜欢你,你不能再上班了,你应该去上学,我愿意给你付学费上学,帮你把儿子接过来。他的原话特别有意思:

 

“如果结婚后,你爱上我了,我们可以恋爱;如果你不爱我,你就去好好读书。”

 

我一想,好像和他结婚也没什么吃亏的地方,我可以把儿子早点接过来,如果我不爱他也能收获教育。于是乎,我又做了一件能让我妈 “打断我的腿” 的事情,我们那时认识一周,就结婚了。我们婚后第三天,他就给我开了银行账户,给我提供生活费。他还马上给我换了一辆新款克莱斯勒轿车,把我感动坏了,我也开始了在当地社区大学 Cypress College 的学习。

 

你也许已经看出来了,我真的很幸运,我第二任丈夫作风很像今天大家所说的 “霸道总裁”。不到一年时间内,我俩飞回中国把我刚小学毕业的儿子接回美国,丈夫在广州帮儿子完成签证手续,我发自心底感激这个男人对我的好。一年多之后,2001 年 4 月我们在尔湾买了新房子,不久后我怀孕了,社区大学只读了第一个学期就没有再去了,几年里,老二和老三先后加入我们的家庭。

 

孩子长大后,我想重回社会,于是开始去丈夫诊所打工。因为英语不好,能做的很有限,就从打杂做起。比如,一开始帮诊所的 25 个员工订午餐,后来,慢慢跟着学,如果有前台工作人员不能上班,我就顶班;过了几年,我应付病人,接电话都游刃有余,只不过写邮件和填表格还是有很大障碍。同时,我从丈夫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从帮忙跑腿直到独当一面,最后也开始打理生意。2005 年我入籍成为美国人时,口语基本上就没问题了,丈夫精神保健中心的所有运营,基本全是我在做。

 

我们开设的精神保健中心虽然是私人经营,但主要作为衔接医院和监狱的社会服务机构,具有公共机构性质。它接纳一些无法在社会上独立生活的精神病人,包括一些犯人。这些年我接触的各种病人,如果没有药物和人为干涉,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们大部分发病的原因,无非是先天和环境因素,先天就是家族遗传,环境因素里一部分是吸毒习惯,但主要是成长经历。对了,成长环境指的不是指家庭经济条件。我有两个病人家境都极好,但也必须在机构终身吃药。

 

我当年印象深刻的一个年轻患者,家庭条件十分优越,父母每次都是乘坐私人飞机来探望,但是大学时因吸毒导致精神失常。另外一个年轻患者,家里做地毯生意,病人在我机构好几年,这个孩子不吸毒也不酗酒,但由于青春期精神压力太大,突然精神崩溃了,从此,就再也没有恢复。他爸爸因为感谢我照顾他孩子,帮我两个加州机构都免费铺了地毯,我本以为这位父亲只开了一家商店,直到选购地毯时才发现,那是一整个制造厂。

 

我的行业在很多人眼里看来挺危险的,没错,在我这些年工作中,曾有精神病人持枪伤害工作人员,精神病人彼此攻击的事件。但是这意味着我的工作更具有挑战,能把病人照顾好,别人给我赞许和感激,我成就感也很强。我这么多年一直希望去学心理学,要是能明白精神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好了。

 

2008 年我第二任丈夫从全职工作退休,我们一起在机构继续工作。他特别喜欢运动,每天跑步,也绝不偷懒;但是,这么多年来,他对我一直有很强的控制欲,始终要求我穿衣打扮更加得体,永远做好精致美甲,还不喜欢我和一些朋友来往;2011 年丈夫对我不忠,我提出了第二次离婚。我们进入离婚程序,开始了同一个屋檐下的分居。我准备年底搬出去。

 

谁知,天意弄人,2011 年 12 月 27 日,丈夫喝得大醉,告诉我,他被查出患有癌症。于是我一直陪伴他到 2012 年 2 月 14 日做完手术,才搬出了我们的家。但是我还是每天去医院照顾他。我前夫是个很要强的人,术后本要插管,他拒绝了;没几天他同时恢复了跑步。

 

第二场婚姻让我拥有事业,但离婚时,我们又因事业闹得不可开交。他创办的经营执照上写着我们俩的名字,也是共同经营,但是机构后来多年几乎完全由我操持。于是,加州法院在离婚判决中,把营业执照判给了我。

 

哎,我拿到营业执照,又不忍心接受。这场拉扯让我意识到一切偏离了起点,我丈夫曾是那个鼓励我上学、给我换车、孕育两个孩子、度过绝症的男人。到今天,我都依然感激他爱他怀念他(现已去世)。我的工作技能也是他教给我的,最后,我将这张营业执照拱手还给了丈夫;加州政府同行官员听闻此事之后大为不解,官方与我合作多年,对我十分信任,甚至是愿意给我一张新执照,让我重振旗鼓。

 

事到如今,离婚让我感到疲倦,已经无心在加州重操旧业。

 

第二次离婚,

从加州到阿拉斯加仿佛第二次出国

 

2012 年我第三任丈夫在网上相识,一位阿拉斯加的建筑师。最后,我决定抛开这一切,告别加州认识多年的医生、同行和同事,把多年在当地积攒了良好的口碑和人脉全都扔了。这次所有的朋友和家人依然反对我的决定,我也依然也毫不意外,只不过这次,我妈没再说 “打断腿”。

 

如果说从中国到加州是第一次出国,但是从加州去阿拉斯加是第二次出国。

 

2012 年,我带着三个儿子来到阿拉斯加,除了新伴侣外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冰天雪地的地方仅仅是开车就让我适应了好久。等我适应之后才意识到,过去这么多年,做精神治疗机构是一份我特别怀念也充满激情的事业。在过去,医院病人不能独立生活必须吃药,要帮忙带去看医生,大家觉得麻烦,但我不觉得。我决定,这次靠自己重新出发。

 

郑敏工作的照片

 

我第三任丈夫在建筑行业,对我的行业一无所知,那时候没有一个人帮我。我过去在加州工作不需要联系其他机构;但阿拉斯加完全不一样,我需要直接对接病人。为了重出江湖,我只能硬着头皮去办手续和填表格,说出来你不信,我虽然会说英文但基本不写英文,在 2012 年之后我才有了自己的邮箱,47 岁的我开始学着写英文邮件,同时忙着办手续、招聘、购买房屋和安排装修。

 

机构内部的厕所和厨房,和我们想象中围着铁栅栏的精神病院不一样

 

2015 年,我创办的仅有 7 张病床的机构,终于开始投入营业。我四处联络医院、监狱和非赢利机构。但是愿意相信我,在我这里住下的病人寥寥无几,不过我没懈怠,继续联系政府、各种机构、帮病人完成精神治疗训练(day prorgram),保证病人一日三餐服药治疗。美国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系统非常大,和其他行业的性质不同,我花在病人的运营资金很多是州政府部门投入,而 Medicare 可以从联邦政府直接获得医疗资源,取得各方取得信任至关重要。

 

大半年时间过去,监狱终于相信我了,他们开始送病人到我的机构;阿拉斯加惩教局 DOC(department of correction,负责管理犯人和一些特殊精神疾病机构的州立政府部门)也认可了我,DOC 官员主动找我,让我再开一家专有机构。我在工作中后来特别明确,对比加州,阿拉斯加患有精神病出狱的罪犯,除了监狱和医院,只有大街等着他们,为监狱病人的精神服务机构没有人做过,我明白自己定能在这片空白上大展拳脚,我再一次为自己感到幸运。

 

2016 年,我通过合并一家同行机构,把从业规模扩充到了 23 个病床;自此之后开始迅速扩张,同年增加到 64 张病床,去年我的机构扩增到 80 张病床,有 32 张床拿到了美国医保证书(Medicare certificate),我的机构现配有专业护士(RN),24 小时轮班照顾所有病人。阿拉斯加社会服务部(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公共服务部(OPA Office of Public Advocacy)和一些医院先后送来病人;一些是有老年精神病患者,甚至有一位有残疾的老年精神病患者。

 

在我的机构,所有病患入住之前,都要签约配合治疗。病人服药治疗一段时间之后,政府部门为了削减预算,有时就会减药;这样往往会前功尽弃,我就不得不和各部门沟通周旋;减药后还要和医生随时保持联系,紧急情况下,需要把病人送入医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我相识很久的一个典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再三阻止给他减药,但是政府拒绝,我无能为力。他在减药后复发出现幻觉,暴力攻击室友;发生这样恶性事件,我按照程序操作应该把他调走。但是,我实在不忍心把他送到收容所,于是把他送去医生问诊,并要医生换回原来的药,还给他换了一个身强体壮的室友,后来就没出过事情。

 

还有我特别在意的一个病人,她先天患有严重精神疾病,18 岁就在我的机构接受治疗,她无法控制自己,多次失手打人,我不得已只能将她送走;最让我耿耿于怀的一个病人是 DOC(惩教局)给我的,他在机构中拒绝配合一切治疗,三个月都拒绝吃药,我们想尽了一切方法,无奈之下只得放弃;结果在两周之后,他持枪抢劫直接回到了监狱……

 

我现在和政府打交道很多,每次对方欣赏我并给我赞许,我就一如既往和这么多年一样,会和对方说:

 

“我很开心你认可我,请告诉我我哪里做的不好,这样一来我才能提高。”

 

“这是我的手机号码,我 24 小时随时待机。”

 

这么多年,我知道自己能做的还是有限,也能观察到普通人大部分或多或少有一些心理问题,只有个别严重情况下发展成精神疾病;如果我的病人能尽早预防和治疗完全可以好转,不至于到我这里;美国很多罪犯本质上是未能接受良好治疗的精神病患者,照顾好他们,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都能减少 50%。

 

2019 年我和朋友一起吃饭,摄于阿拉斯加

 

说了这么多,未来我在阿拉斯加州做的工作可以汇总成一句话:病人一发病,精神治疗中心即可收治;目前阿拉斯加医疗系统,没有标准化治疗长期精神病、频繁出入监狱的患者。我的机构,从纳税人角度来讲支出远比医院便宜,能给医院收治病患减少很大压力,给社会带来资源的健康循环。

 

未来呢,

我反正是不准备 70 岁前退休

 

最近真的让我感觉发生了很多改变,去年到今年最好事情,就是所有华裔参与到大选来了,而今年最好的事情就是,华裔都来关注种族歧视。

 

说到这些,也让我再次反思美国。美国并不完美,有的时候会发生偏离,美国大选时期发生很多的事情,还出现了很多极右阴谋论,都让我觉得美国在走下坡路。同时,这意味着时代给了我们更多机会去把它变好。这就好比如果我事业过于顺利平稳,反而让我不安。个人如此,国家亦然;一个国家起起伏伏,左左右右。

 

我很怀念以前餐馆打工的幸福感,以前花钱买一个好吃的东西,能开心好久,现在没那么容易开心了。我今天还去健身房健身了,这个习惯我已经保持四年了;我不喜欢早上跑步,于是更要逼着自己早上跑步,美国人 70 岁 80 岁的人还在跑,我也准备去跑马拉松。偶尔周末我想去放松的时候,有人和我聊起退休去南美,或者回中国,但是我身体好得很,觉得我还会留在这。我还是太年轻了,我反正不准备 70 岁前退休。

 

我有的时候说:“我今天累了。” 别人都说:“你怎么可能累了?” 我觉得自己最像我外婆,有与生俱来的坚韧和乐观,我们的命运更应该由自己决定。

 

有人说,我没有经历过伤痛和磨难吗?

 

不是的,我也经历过成长伤痛和婚姻不幸,但我不认为 “被害者” 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标签。

 

我和我的现任丈夫,说实话,我不喜欢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现在成长后的自己。

 

前几年我听闻前夫癌症恶化的时候,马上去电询问他在哪个医院,订票飞过去看他并和他好好道别,我心里记着他对我的帮助。这些年,我也把妹妹和父母接了过来,他们都住在加州。美国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中国热闹,有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很孤单。这里同学、老朋友和亲人没有之前多,有很多三十多年老朋友,我就特别希望能经常见到他们。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属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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