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反亚裔歧视

不带种族主义的竞争: 美国能否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避免助长反亚裔的仇恨？

RTXB6BUA

作者｜张华耀（Russell Jeung）& Jessica J. Lee 翻译｜Yanzi   5月14日，在加州伯克利的一家杂货店外，一位陌生人走近一名亚裔美国妇女。男子喊道：“去你的，CCP！”他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把病毒带到这里是你的错；滚回你的国家去！”几周后，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一名越南裔美国妇女将食品杂货放进她车里时，两个路人将她的食品杂货袋扔在地上，并大喊：“他妈愚蠢的中国人！”并叫她回中国去。 这两起事件都在“歧视报告中心”Stop AAPI Hate（我们文章作者之一张华耀教授共同创立的组织）记录在案，远非孤立事件。在一场根源于中国的全球流行病、长期的双边贸易战以及美国制裁参与香港和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的情况下，北京已成为首府华盛顿的主要地缘政治目标，而亚裔美国人也被卷入双方交火之中。 受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反复引用“中国病毒”和“功夫流感（Kung flu）”的鼓动，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攻击不断增加。45%的亚裔美国成年人，即超过1000万人，表示自疫情开始以来，Ta们直接经历了种族主义。根据另一项最新研究，2019年至2020年，美国16个主要城市的反亚裔仇恨犯罪增加了149%。 考虑到美国的种族歧视历史，这些都不足为奇。地缘政治焦虑加剧的时期往往会产生反亚裔的尖锐情绪。如今，官员们夸大来自中国的威胁，加上极端主义言论，这一循环重新开始，导致现在美国社会的一部分人把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视为敌人，而不管他们与中国政府有没有关系。如果拜登政府不采取持续的行动，这种疫情期间的暴力事件激增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种族主义历史由来已久 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反亚裔种族主义一直起起伏伏，当时第一批中国劳工来到美国，在新近发现的加州金矿区寻找工作。1868年，为了换取贸易和传教的机会，美国与中国签署了《伯林盖姆-苏厄德条约》（Burlingame-Seward Treaty），以方便中国公民旅行。工人们迅速涌入美国，主要是流向西海岸。在那里，他们在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帮助发展农业、渔业和采矿业。 然而，随着华工数量的增加，反华情绪也随之高涨。在19世纪70年代，工人党用“中国人必须离开！”的集会口号成功赢得了加州议会的席位。在整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白人暴徒在西海岸摧毁和驱赶了300多个华人定居点。最终，政治家们以1882年的《排华法案》来回应这种种族主义——全面禁止华人移民。该法案标志着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禁止整个种族群体进入美国。   与此同时，美国各地的报纸从所谓的“黄祸”的种族主义概念中获利。人们普遍认为，亚洲移民会抢走白人劳工的工作，他们虚弱的身体会传播外来疾病，他们的异教传统会威胁美国文化。这种将亚洲人视为威胁的漫画常常带来可怕的后果。1906年，当17名南亚男子抵达华盛顿州贝灵汉市的木材厂工作后，当地《普吉特湾美国人报》(Puget Sound American)的头条新闻刊登了“我们有‘暗祸’(Dusky Peril)吗？印度教大军入侵本州。”不到一年，400多名主要来自当地一个名为“亚洲排斥联盟”组织的白人暴徒用暴力将125名南亚人驱逐出这座城市。 地缘政治焦虑加剧的时期往往会产生反亚裔的尖锐情绪。 几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剧了这种歧视。1942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将包括日裔美国公民在内的11万多名日本人强制监禁在美国各地的12个拘留营。由于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正当诉讼程序的权利，日裔在狱中度过数年，财产损失超过20亿美元。正如加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多丽丝·松井(Doris Matsui)在今年3月举行的一场关于反亚裔种族主义的国会听证会上指出的，“我们的政府和许多领导人助长这样一个荒谬观点，说日裔美国人社区本质上就是我们的敌人。” 1945年日本的投降并没有结束恐惧的气氛。在冷战初期，联邦调查局以中国籍和美籍华人科学家和学生为目标，质疑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度，并将他们从政府和私营部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职位上赶走。今天，美国政府仍然持有许多相同的刻板印象和假设。在过去30年里，首府华盛顿拒绝为与中国有联系的军事承包商提供安全许可，禁止亚裔美国人外交官从事中国和韩国政策问题的工作，并且作为司法部“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的一部分，主要基于亚裔美国人的族裔，指控他们从事经济间谍活动。 尽管针对的是亚洲的不同地区，但全球“反恐战争”也遵循类似的歧视性策略。9/11之后的伊斯兰恐惧症对阿拉伯、穆斯林和南亚社区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仅在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周，新闻机构就记录了645起针对南亚或中东裔美国人的“偏见事件”。同年，反穆斯林仇恨犯罪激增了17倍。2002年，美国的政策将1906年的“暗祸”恐惧制度化，华盛顿开始通过国家安全出入境登记系统（NSEERS）驱逐数千人，其中包括1480名巴基斯坦人。该系统是针对几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签证持有人的监测计划。 在美国历史上的所有这些案例中，政府都以国家安全或公共卫生的名义为其歧视行为辩护，这使得人们很难对起诉、驱逐和行政决定中所用证据的有效性进行辩论。因此，许多歧视性政策持续多年有效——日本人被拘留了三年，NSEERS系统使用了14年。直到2016年，公民自由团体、人权组织和国会议员才设法关闭了NSEERS。   结束这一循环 有迹象表明，拜登政府希望打破政府政策与反亚裔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5月21日，乔·拜登总统签署了《COVID-19仇恨犯罪法》，使之成为法律。迄今为止，这项立法使报告、调查和起诉仇恨犯罪变得更加容易，它是美国政府对近期种族主义暴力事件上升的最高级别的回应。但是，尽管这项法律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它却没能解决最近歧视激增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一贯过分夸大中国对美国的威胁。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外交政策机构开始以越加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国的行动。在川普时代，立法者和分析家们将北京形容为一个近乎构成生存威胁的倾向愈演愈烈。自拜登就职以来，这种倾向仅略有下降。今年6月，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议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说“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和整个地球构成的生存威胁”。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行动，包括经济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对美国的具体利益构成了真正的威胁。然而，美国军队仍然远远胜过人民解放军，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北京积极寻求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只会在美国人当中散播焦虑和不信任的种子，也会影响美国政府准确评估中国有限的威胁能力。   这种膨胀的危机感扭曲了公众舆论。今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发现，53%的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将中国描述为敌人，这一比例高于2020年的38%。民主党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也大幅增加，从2018年的17%增至2021年的38%。过热的冷战时期敏感性对妖魔化受牵连的亚裔美国人起到核心作用。诸如2021年5月在伯克利发生的袭击事件——袭击者将亚裔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混为一谈——证明了官方外交政策与种族主义之间的危险联系。   北京已成为首府华盛顿的主要地缘政治目标，而亚裔美国人也被卷入双方交火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公众越来越关注这一趋势，新的联盟也开始揭示当前危机的外交政策根源。包括国会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在内的政府官员越来越多发声挑战狭隘的反华言论，并指出这种言论对美国社会构成的危险。今年6月，加州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Judy Chu）警告说这种危险是“散布毫无根据的怀疑，把所有中国人都说成是威胁”，并“把无辜的美国华人置于危险之中”。在情报界，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过时的反情报准则往往会阻碍有才能的亚裔美国人，包括那些在中国有亲戚的人，在公共服务中使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技能。   尽管如此，如果拜登真想减少国内的反亚裔暴力，他必须采取更具建设性的对华政策，而不是过分夸大北京对美国的挑战。首先，这种努力应该包括引进对美中关系有不同看法的人员，包括那些不认为只有极端竞争才是唯一出路的人。如果不有意识地努力使内部对华政策审议多样化，华盛顿的行为将继续助长反亚裔的种族主义，就像在川普时代那样。   拜登政府还应该支持对美中关系提出更具平衡理解的立法，而不是像今年4月份在参议院提出《战略竞争法》（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这样的法案，主张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由纽约州民主党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格雷戈里·米克斯（Gregory Meeks）提出的配套法案（《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和参与法案》）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与参议院的对应法案不同，米克斯的法案给予政府更多的灵活性来管理与中国的关系，并避免了《战略竞争法》中的一些对抗性语言。政府正在进行对华政策的全面评估也应作出对美中关系更公平的评估；应鼓励政府官员公开讨论与北京进行互利互动的必要性。 将中国作为地缘政治对手而不激起反亚裔仇恨仍然是可能的。然而，只有当政策制定者努力将外交政策与国内言论脱钩，这才是可行的。华盛顿的领导人不应将所有中国官方行为都说成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而是必须明确北京对美国及其价值观实际构成的具体威胁，把批评局限于具体行动上：例如，北京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待遇或对台湾的恫吓。使用“恶性影响”或“生存威胁”等笼统的语言来解释两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中国或亚洲有松散关系的美国人被定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