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FBI突袭发生在联邦政府“继续查清2020年选举舞弊”的调查期间。突袭行动引发关于选举安全与联邦权限的激烈争论，多名学者与选举权倡导者警告，查扣700箱选票的事实令人极度不安，为川普可能干预2026年中期选举所作的一次危险预演。
“2月2日，美联社发布的NORC民调在内的多项调查显示：许多美国人认为川普的政策重点有误，且普遍认为他在忽视国内民生成本问题。民众对其移民政策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而他近期某些执念——比如收购格陵兰岛——更是彻底不得人心。许多人希望川普减少对移民和外交政策的关注，多关注点普通人的民生问题。约半数登记选民认为川普的政策使多数美国人的生活“负担更重”。 同样，福克斯新闻最新民调显示，近七成登记选民认为川普未充分关注经济问题，其中包括约半数共和党人。说到底，这场危机的代价将主要由中产和工薪阶层承受”。 在美国日常物价，房价和医疗齐齐上涨的情况下，美国华人移民社区，尤其是英语能力不足的，低收入一代移民的压力在迅速增加。美国华人杂谈不久前采访了旧金山唐人街的一位华人移民伍生，他讲述了自己年近七旬仍在为补贴家用而奔波求职的故事。 感受到这种生活压力的，不仅是伍生。很多普通美国人，乃至美国中产的生活压力也在增加。 34岁的奥斯汀（Austin H.）拥有美术硕士学位。过去一年，他向各类岗位投出了数百份工作申请，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实质回应。他在接受CNN采访时说：“我34岁了，日子过得非常吃紧，没有任何储蓄。现在的情况真的很糟糕。” 奥斯汀目前在家族经营的建筑公司帮忙，但公司正准备关门。他预计自己可能在一两个月内失业，而他清楚地知道，一旦收入中断，自己与还在求学的伴侣几乎没有任何缓冲余地：“我们想买房，想要孩子，但根本不知道怎么才能站稳脚跟。” 奥斯汀并非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但他的经历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美国民众的处境：不至于穷得揭不开锅，却几乎没有犯错空间。 正是这种集体存在的压力感在一步步推动和催生一个从2025年底纽约市长竞选时火起来的词汇“Affordability”（可负担性）。这个词汇进一步被政客们放大，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领导人，甚至川普本人，都赶紧“抄作业”，只不过川普的用法是—夸耀自己在解决“可负担性”上做的多么成功。 随着“可负担性”和生活成本危机（Cost of Living Crisis）成为美国主流媒体、研究机构和选民调查中的高频词，这场危机本身正成为两党政治中难以回避的争议焦点。 最近一段时间，“斩杀线”这个词汇在中文网络中频繁出现，用来描绘一种非常极端的图景：在美国，一旦遭遇失业、生病或突发变故，中下阶层就会迅速坠入贫困深渊，仿佛存在一条无情的界线，跨越即毁灭。 这个说法带有明显的情绪和宣传色彩。但如果我们暂时搁置中文舆论场的讨论，把镜头拉回美国本土，一个更现实、也更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浮现出来：生活成本的上升，是否正在系统性地压缩普通家庭的缓冲空间？ 美国人不是更穷，而是更经不起意外了 从宏观数据看，美国并未出现中产阶层大规模坠入贫困深渊的趋势。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2024 年官方贫困率为 10.6%，较 2023 年的 11.1%有所下降。 美国正在发生的这场可负担性危机。 简单来说，大量中产家庭并未陷入赤贫，却正在经历生活稳定性的下降。他们仍然有工作、有收入，但对失业、疾病、房租上涨或其他意外事件的承受力明显减弱。 在美国主流研究和政策语境中，“可负担性”指的是家庭或个人收入，是否能够在不严重挤压其他基本需求或长期财务稳定的前提下，覆盖生活必需品的成本。最常用的量化标准是“30%
作者：Moreless 前言：2026年1月24日，明州明尼阿波利斯的街头，被一声意外的脆响和随后的密集枪声撕裂。这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终结，更是美国宪法秩序在街头执法暴力面前的一次全面溃败。37岁的亚历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一位曾宣誓捍卫国家的退伍军人、现任退伍军人事务部ICU重症加护病房的护士，在保护一名被联邦特工推倒在地并被喷液体的女性后，被数名联邦探员压倒在地且被缴械后惨遭击毙。 这一事件并非孤立的悲剧，它是联邦执法权力无限膨胀与公民基本权利发生剧烈碰撞的必然结果。当“都市激增行动”（Operation Metro Surge）将战区战术引入城市街道，当合法的持枪公民被官方叙事扭曲为“刺客”，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次失败的执法，更是一场关于法治、自由与国家暴力的深刻危机。本文将剖析普雷蒂持枪的合法性基础、联邦特工杀人的非法性逻辑，ICE军事化执法背后更深层的宪法争议，以及当国家机器的枪口调转方向时，宪法第二修正案是否还能成为公民最后的盾牌。 为何普雷蒂持枪完全合法 要理解这起案件的法律性质，首先必须精准还原那几秒钟的死亡序列。根据现场多角度视频及Bellingcat等开源情报机构的分析，普雷蒂的死亡过程与官方最初发布的“自卫叙事”存在根本性的事实冲突。 事发时，联邦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与其下属的精锐战术单位——边境巡逻队战术单位（BORTAC）正在执行逮捕任务。现场混乱不堪，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弥漫。普雷蒂出现在画面中时，并没有像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所声称的那样“挥舞枪支”。相反，视频清晰地显示他左手拿着一部手机正在拍摄，右手试图扶起一名被化学刺激剂击倒的妇女。这是一种典型的“好撒玛利亚人”行为，而非攻击姿态。 随后，由于混乱或被视为干扰执法，普雷蒂被数名全副武装的特工扑倒。在这场不对等的肢体冲突中，普雷蒂被至少六名特工面朝下死死压在人行道上。关键转折点出现了：普雷蒂的外套上翻，露出了腰间枪套内的Sig Sauer P320手枪。视频捕捉到一名特工伸手解除了他的武装，将手枪从枪套中拔出并向后退去。 就在这一刻——当普雷蒂已经失去武器、被物理压制且无法动弹时——悲剧发生了。有一种说法称，负责缴械的特工可能因操作失误或极度紧张，意外扣动了普雷蒂手枪的扳机，导致了一次非主观意愿的走火。这一声枪响在高度紧张的BORTAC小队中引发了连锁反应，另外两名特工误以为遭受伏击，随即使用格洛克手枪向身下的普雷蒂背部连开数枪。普雷蒂当场毙命，死时手无寸铁。事后的新闻报道显示，有两名特工先后开枪，前后一共射发10颗子弹。但是根据纽约时报逐帧分析显示，特工的每一枪都是针对普雷蒂射击的，不存在开枪走火的事实。 这一过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普雷蒂并非死于“拒捕”或“交火”，而是死于联邦特工近乎处决式的过度反应。 在悲剧发生后，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试图通过将普雷蒂描绘成罪犯来通过舆论审判。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和边境巡逻队负责人格里戈·博维诺（Greg Bovino）反复强调普雷蒂携带了“装满子弹的额外弹匣”，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指其为“刺客”，暗示其出现在抗议现场本身就是非法的。然而，这种指控在明尼苏达州的法律条文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且充满欺骗性。 明尼苏达州的法律高地 普雷蒂的行为完全受到明尼苏达州法律的严格保护。根据《明尼苏达州法规》第624.714条，该州实行“携带许可证”（Permit to Carry）制度。普雷蒂持有有效的州颁发许可证，这赋予了他极其广泛的权利：他不仅可以隐蔽携带，也可以公开携带装有弹药的手枪。 更重要的是，明尼苏达州法律并未设立所谓的“抗议禁区”。与联邦官员声称的“你不能带枪去抗议”相反，州法律并不禁止持有许可证的公民在公共集会、游行或抗议活动中携带武器，只要他们不以此威胁他人。普雷蒂当时身处尼科莱特大道的公共人行道上，并非联邦政府大楼内部（这是少数几个明确禁枪的区域之一）。因此，他出现在那里是合法的，他带着枪是合法的，他带着备用弹匣也是合法的。 第二修正案的实践者 在拥枪文化深厚的美国中西部，携带备用弹匣并不是“刺客”的标志，而是负责任的持枪者的标准操作程序（SOP）。这种习惯源于防卫训练中的冗余备份理念——防止弹匣故障而非为了持续交火。官方将这一合法的自卫准备妖魔化为“大屠杀企图”，不仅是对事实的歪曲，更是对第二修正案核心精神的背叛。 普雷蒂的行为完美诠释了保守派长期推崇的“好人持枪”形象：他有证、受过训练、枪支入套（Holstered）、且在遭遇冲突时未试图拔枪。他遵守了所有的游戏规则，却依然被制定规则的人杀害。这证明了在事发时，普雷蒂是一个行使宪法权利的无辜公民，而非执法对象。 至于为何ICE的杀戮构成非法。很简单：如果普雷蒂的行为是合法的，那么联邦特工的杀戮行为就不仅是由于恐慌导致的意外，而是构成了严重的法律犯罪。从宪法第四修正案关于“非法搜查与扣押”（包括使用致命武力）的判例来看，ICE特工的行为在多个层面击穿了法律底线。 格雷厄姆标准的崩塌 美国最高法院在Graham v.
雷妮·古德的死亡，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过度使用武力的法律案件，它成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国愿景的冲撞点：一种愿景强调铁腕执法和对联邦权威的绝对服从，将任何阻碍视为恐怖主义；另一种愿景则强调公民权利、地方自治和对公权力暴走的警惕。
选择性执法与非选择性执法的关键区别是，前者是先有执法对象，然后去找罪证；后者是先发现罪证，然后才考虑是否要起诉。到底是先有执法对象还是先有证据，也凸显了川普的政治报复与民主党人起诉、弹劾川普的区别。
2025年这一整年的表演已经说明，他们的价值观就是毫无底线的个人谋私，是一场把美国变成少数富豪和政客谋私掌权的政变。那些仍然寄希望他们带来救助的人，如果经过2025年还没有睁开眼睛，不是鬼迷心窍，就是以为还能从川普的小手指下分一杯羹。
2021年我写过一篇散文，记录了移居美国几十年之见闻。那时还未知川普会二进宫，更料想不到他上台一年间美国民主宪政的崩坏程度。但是，这篇纪实性散文已经预见到国脉的惊悸律动，美国走到今日，是命定劫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