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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孔捷生

全文共 3460 字,阅读大约需要 8 分钟

 

 

感恩节要到了。这是我来美后第34个感恩节。而我在故国曾有过36次春节记忆,换言之,用不了多久,我居美时日将长于埋藏故土的光阴。

 

犹记20世纪八十年代末岁,历史一个急转身,巨大离心力把我抛离轨道,成了一粒陨石,命运坠落点与其说是陌生土壤,不如说是陌生星球。回想起来,恍如昨日之事。
那时尚不晓得一叶扁舟将漂向何方。或是偶然,或有命定的缘分。如非我有过那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并将之付诸文字,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就不会遇到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人——余英时。

 

当年命运之舟桨声初歇,系缆于普林斯顿。余英时教授就进入了我的人生。

 

 

恩师的言传身教

 

余英时先生堪称我人生航道拐弯时的压舱物和引航员,他对我早期流亡生活和其后的蜕变转型,都有着重要意义。

 

 

我到美之初,总以为是漂萍过客,历史那一页很快就翻过去,自己将回到故里,不曾想过会落地生根。

 

 

其后漫长的滞留,我还以为是客途蹉跎。故此整个90年代我的写作总沉浸在往事之中,几乎没有美国生活痕迹。

 

 

余英时先生读了我几篇文字,察出总有乡愁萦绕笔端,便告诉我,文化之根生长于每个人心中,所以“人之所至,根必随之”。他用当年从德国流亡到普林斯顿的作家托马斯·曼“我到哪里,哪里就是德国”这句话勉励我。

 

 

余英时。来源:THE TANG PRIZE FOUNDATION

 

 

余英时先生提点,终须要解开乡愁这根缆绳,又勉励我不要放下文学创作,“人只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就一定做的好。”余先生和我谈人生都云淡风轻,却句句金玉良言。

 

当我迁离普林斯顿,从大学访问学者转换角色成为朝九晚五上班族,异乡人的身份开始褪色。我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美国人,如同一块块拼图,填补了我文化认知的空白。渐渐的,再用“异邦”“他乡”这种带着淡淡哀愁的词汇,自己都觉得太矫情。

 

回望走过的里程,原来留下了那么多碑界,都记录着思想蜕变。一个人原来可以从小到老都在学习成长,只要直面真实世界,就永远会有感悟和心得。

 

如果一个人止步于某个碑界,不断回望前尘,沉溺于昨天。他的生命就停滞了,只活在顾影自怜之中。

 

于是我的写作也开始转型,其间重要的推力也来自余英时先生。他问我何不写点身边的生活?乍听还真有点不解,我也有写到美国啊!其后才悟出,那些文字都是从流亡者视角去看取美国,就像火柴必须在红磷上擦燃,所有叙事脉络亦与故国有关联才得以展开。

 

此时我幡然顿悟龙应台《盛满“中国中国中国”的瓶子》一文,她写到一种现象,来自远方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专注可以狂热到故土等于世界、世界就是故土、除了故土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步。“说得刻薄一点,这是一种对自己肚脐眼的狂热和专心。”

 

我就曾是这样的人,环顾周围,不少去国者还把那个瓶子揣在怀里。即使到了美国几十年,依然敝帚自珍。甚至认为美国应该围绕那个瓶子而打造政策。

 

殊不知,美国并非作为某种异形的镇邪法器而存在,她有自己的文明架构和价值取向。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的悲剧,在于固执地死守故国的蚀骨记忆,对异邦无甚求知欲,甚至对美国抱着扭曲的想象。

 

我于是力图挣脱流亡心态,挥去故土的记忆阴影。身为注定在美国过下半辈子的人,应该怎去辨识这个国家?

 

我把阅读和日常经验当作一把尺子,去量度居美三十余年走过的路,就发现美国是一棵不断生长的常青树。这个国家走到今日,其间几许盘折坎坷,奴隶制、南北内战、两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新政、种族隔离、民权运动、反越战……直到今日有待弭平的社会撕裂。

 

 

 

 

我刚迁到大华府,在黄金地段阿灵顿国家公墓附近租公寓住过一年。阅读中才得知,原来阿灵顿六十年代还是美国纳粹党活跃的中心。我迁入时是九十年代末,哪还有半点纳粹党的影子?

 

美国砥砺前行的坚定步履显而易见。我初到贵境时身历种种故事,很多已被进步浪潮覆过。三十多年美国的蜕变,就像时代页面跳转和刷新。

 

 

美国历史年轮的纹路

 

诚然,国家前行的步履并非直线式,会有徘徊、跌宕、倒退,有时会逆流滔滔,怒浪与礁石对撞,湍流与漩涡共生,让河道弯曲。

 

我住在阿灵顿的时候,以为美国纳粹党的历史污痕已被抹去。殊想不到,2017年夏洛茨维尔市“团结右翼”集会如同招魂一般,把五花八门的三K党、新纳粹、反犹主义者、基督教国家主义、白人民族主义召唤出来,纷纷从蛰伏的黑暗墓穴现形,如同雨后拱出腐草的毒菌。

 

这是一群历史遗孑,至于把美国推回到哪个年代才是美好时光,才称得上“伟大”?他们想法各有不同,但都执意向后看。他们如同时光穿越,挥舞的旗帜,举着的火把,都是往昔耻辱的象征。他们为“传统价值”而战的征袍下露出的是返祖尾巴。

 

我在阅读中学习,亦在生活中学习。不知不觉,故土记忆渐渐疏淡,脚下的土地已是我的精神家园。龙应台所说那个瓶子,其实盛满的都是从故土带出来的观念、逻辑、感情和一堆大词。舍弃了这些旧物,我如释重负,甚至是一种灵魂涅槃。

 

于是,我重建价值,有了另一种国家认同与社会责任。我是很有执念的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的朋友圈也少不了歧见和争执,近些年美国惊涛骇浪迭起,在复杂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处于光谱不同波段。但无论谁有何种倾向,都须严守宪政与法治,这才是民主国家公民的金科玉律。

 

面对政治乱象如何判断是非,我的度量标准也深受余英时先生影响。前辈极少和我谈美国现实政治,如他所言:“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但余先生论史论事,判别清浊的圭臬是人本思想和人道主义。简单一句话就是——普世价值。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目录显示,余英时出版了102本中英文书籍,包括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版本。

不少向往自由的人士来到美国,他们也阔谈普世价值。但并不曾意识到,普世价值不是高大上的空谈,不是只针对异己者的照妖镜,而首先是来自生活中的自我修炼与提升。

 

我是亲历某种社会形态的过来人,深知只要经历了太多劫厄,相比活在另一种形态下的人,对生命就会比较冷漠。只要遭受过太多的欺凌与挫折,对不公不义就会比较麻木。

 

比如,如何对待弱势的少数群体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这在理论上大家都懂。但在实践中,很多从特定地域移居美国的人很难做到,他们天然觉得,任何事情都有主次之分,为大多数人着想,远比小猫三几只重要。

 

把例子举得更形象一点,假使特定地域出现一波社运,而性少数群体也要求加入,他们大概率被主流人群拒绝。只缘那会玷污了社运的高尚诉求。何况在特定地域对LGBTQ人群本来就鄙夷——尤其对跨性别人士。

 

反观美国却不是这样。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洪峰迭起,当世人目光聚焦种族问题之际,民权运动的主流人群并没有排拒性少数群体分贝不高的呼喊。

 

那时美国的性少数群体处境比现在艰难得多,他们被视为反人伦、变态、不道德、社会边缘的畸零者。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却视他们为民权运动之一翼。

 

 

贝亚德·鲁斯汀(Bayard Rustin)与金博士。尽管鲁斯汀因1953年在加州与两名男子一起在汽车后座被捕并入狱两个月而有被捕记录,但他仍然成功地成为黑人民权运动的关键人物。来源:Getty


是余英时先生言传身教,使我辨识何为普世价值。人是没有主次之分的,人人生而平等,不只是白人之间的平等,也不只是基督徒之间的平等,更非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庄园》所写“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余英时先生不曾和我提过川普,并不代表他没有看法。这使我去认真思考,为何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的大多数人都不接受川普,而他在另类国度却备受追捧?在华人当中为何大学者余英时、许倬云都不认同川普,而特定地域的知名知识人却大都粉川?

 

我得出的结论,那正是以普世价值为尺度所作出的判断。还要补充一句,余英时、许倬云是思想史及中国史学的学究天人,但他们在看待事物时,恰恰是放下了那个盛满某种情结的瓶子。而特定地域的知识人很难做到。

 

“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前设是美国失落了昔日的伟大,而我对美国的期许是使她更加伟大。

 

一辈又一辈美国人迈过了无数道历史门槛,文明标尺的刻度被持续推高。美国不会回到过去某个年代重温旧梦。


只不过,近年国脉的惊悚律动警醒人们,文明社会创造的价值其实很脆弱,如同华美的彗星尾巴刷屏太空,倏而被黑洞吞噬。世间多少丑恶事物,原以为被永久唾弃,却会在始料不及的缝隙复活,如同被剪除的毒藤再度疯长。


这更使我明白民主宪政并非天赐,更不是凭某个天选之子降世来“拯救”。它既要努力争取,更须悉心呵护和保卫。


回望三十多年亲历的社会变迁,我终于学会不以去国者的心态去观察和思考人生,我挥别了乡愁,挥别了屈原怀沙苏武牧羊的情结,我没有兴趣回到过去寻寻觅觅。


我相信,只要放下了那个瓶子,就必然产生脱胎换骨的蜕变。这就是我的感恩节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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