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别乡愁，我放下了那个瓶子

本文系作者原创，授权“美国华人杂谈”独家发布。转载需征求许可，规范署名(公号名/ID/作者)，违者必究

作者 | 孔捷生

全文共 3460 字，阅读大约需要 8 分钟

感恩节要到了。这是我来美后第34个感恩节。而我在故国曾有过36次春节记忆，换言之，用不了多久，我居美时日将长于埋藏故土的光阴。

犹记20世纪八十年代末岁，历史一个急转身，巨大离心力把我抛离轨道，成了一粒陨石，命运坠落点与其说是陌生土壤，不如说是陌生星球。回想起来，恍如昨日之事。
那时尚不晓得一叶扁舟将漂向何方。或是偶然，或有命定的缘分。如非我有过那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并将之付诸文字，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就不会遇到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人——余英时。

当年命运之舟桨声初歇，系缆于普林斯顿。余英时教授就进入了我的人生。

恩师的言传身教

余英时先生堪称我人生航道拐弯时的压舱物和引航员，他对我早期流亡生活和其后的蜕变转型，都有着重要意义。

我到美之初，总以为是漂萍过客，历史那一页很快就翻过去，自己将回到故里，不曾想过会落地生根。

其后漫长的滞留，我还以为是客途蹉跎。故此整个90年代我的写作总沉浸在往事之中，几乎没有美国生活痕迹。

余英时先生读了我几篇文字，察出总有乡愁萦绕笔端，便告诉我，文化之根生长于每个人心中，所以“人之所至，根必随之”。他用当年从德国流亡到普林斯顿的作家托马斯·曼“我到哪里，哪里就是德国”这句话勉励我。

余英时。来源：THE TANG PRIZE FOUNDATION

余英时先生提点，终须要解开乡愁这根缆绳，又勉励我不要放下文学创作，“人只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就一定做的好。”余先生和我谈人生都云淡风轻，却句句金玉良言。

当我迁离普林斯顿，从大学访问学者转换角色成为朝九晚五上班族，异乡人的身份开始褪色。我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美国人，如同一块块拼图，填补了我文化认知的空白。渐渐的，再用“异邦”“他乡”这种带着淡淡哀愁的词汇，自己都觉得太矫情。

回望走过的里程，原来留下了那么多碑界，都记录着思想蜕变。一个人原来可以从小到老都在学习成长，只要直面真实世界，就永远会有感悟和心得。

如果一个人止步于某个碑界，不断回望前尘，沉溺于昨天。他的生命就停滞了，只活在顾影自怜之中。

于是我的写作也开始转型，其间重要的推力也来自余英时先生。他问我何不写点身边的生活？乍听还真有点不解，我也有写到美国啊！其后才悟出，那些文字都是从流亡者视角去看取美国，就像火柴必须在红磷上擦燃，所有叙事脉络亦与故国有关联才得以展开。

此时我幡然顿悟龙应台《盛满“中国中国中国”的瓶子》一文，她写到一种现象，来自远方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专注可以狂热到故土等于世界、世界就是故土、除了故土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步。“说得刻薄一点，这是一种对自己肚脐眼的狂热和专心。”

我就曾是这样的人，环顾周围，不少去国者还把那个瓶子揣在怀里。即使到了美国几十年，依然敝帚自珍。甚至认为美国应该围绕那个瓶子而打造政策。

殊不知，美国并非作为某种异形的镇邪法器而存在，她有自己的文明架构和价值取向。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的悲剧，在于固执地死守故国的蚀骨记忆，对异邦无甚求知欲，甚至对美国抱着扭曲的想象。

我于是力图挣脱流亡心态，挥去故土的记忆阴影。身为注定在美国过下半辈子的人，应该怎去辨识这个国家？

我把阅读和日常经验当作一把尺子，去量度居美三十余年走过的路，就发现美国是一棵不断生长的常青树。这个国家走到今日，其间几许盘折坎坷，奴隶制、南北内战、两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新政、种族隔离、民权运动、反越战……直到今日有待弭平的社会撕裂。

我刚迁到大华府，在黄金地段阿灵顿国家公墓附近租公寓住过一年。阅读中才得知，原来阿灵顿六十年代还是美国纳粹党活跃的中心。我迁入时是九十年代末，哪还有半点纳粹党的影子？

美国砥砺前行的坚定步履显而易见。我初到贵境时身历种种故事，很多已被进步浪潮覆过。三十多年美国的蜕变，就像时代页面跳转和刷新。

美国历史年轮的纹路

诚然，国家前行的步履并非直线式，会有徘徊、跌宕、倒退，有时会逆流滔滔，怒浪与礁石对撞，湍流与漩涡共生，让河道弯曲。

我住在阿灵顿的时候，以为美国纳粹党的历史污痕已被抹去。殊想不到，2017年夏洛茨维尔市“团结右翼”集会如同招魂一般，把五花八门的三K党、新纳粹、反犹主义者、基督教国家主义、白人民族主义召唤出来，纷纷从蛰伏的黑暗墓穴现形，如同雨后拱出腐草的毒菌。

这是一群历史遗孑，至于把美国推回到哪个年代才是美好时光，才称得上“伟大”？他们想法各有不同，但都执意向后看。他们如同时光穿越，挥舞的旗帜，举着的火把，都是往昔耻辱的象征。他们为“传统价值”而战的征袍下露出的是返祖尾巴。

我在阅读中学习，亦在生活中学习。不知不觉，故土记忆渐渐疏淡，脚下的土地已是我的精神家园。龙应台所说那个瓶子，其实盛满的都是从故土带出来的观念、逻辑、感情和一堆大词。舍弃了这些旧物，我如释重负，甚至是一种灵魂涅槃。

于是，我重建价值，有了另一种国家认同与社会责任。我是很有执念的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的朋友圈也少不了歧见和争执，近些年美国惊涛骇浪迭起，在复杂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处于光谱不同波段。但无论谁有何种倾向，都须严守宪政与法治，这才是民主国家公民的金科玉律。

面对政治乱象如何判断是非，我的度量标准也深受余英时先生影响。前辈极少和我谈美国现实政治，如他所言：“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但余先生论史论事，判别清浊的圭臬是人本思想和人道主义。简单一句话就是——普世价值。

不少向往自由的人士来到美国，他们也阔谈普世价值。但并不曾意识到，普世价值不是高大上的空谈，不是只针对异己者的照妖镜，而首先是来自生活中的自我修炼与提升。

我是亲历某种社会形态的过来人，深知只要经历了太多劫厄，相比活在另一种形态下的人，对生命就会比较冷漠。只要遭受过太多的欺凌与挫折，对不公不义就会比较麻木。

比如，如何对待弱势的少数群体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这在理论上大家都懂。但在实践中，很多从特定地域移居美国的人很难做到，他们天然觉得，任何事情都有主次之分，为大多数人着想，远比小猫三几只重要。

把例子举得更形象一点，假使特定地域出现一波社运，而性少数群体也要求加入，他们大概率被主流人群拒绝。只缘那会玷污了社运的高尚诉求。何况在特定地域对LGBTQ人群本来就鄙夷——尤其对跨性别人士。

反观美国却不是这样。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洪峰迭起，当世人目光聚焦种族问题之际，民权运动的主流人群并没有排拒性少数群体分贝不高的呼喊。

那时美国的性少数群体处境比现在艰难得多，他们被视为反人伦、变态、不道德、社会边缘的畸零者。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却视他们为民权运动之一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