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美联社发布的NORC民调在内的多项调查显示：许多美国人认为川普的政策重点有误，且普遍认为他在忽视国内民生成本问题。民众对其移民政策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而他近期某些执念——比如收购格陵兰岛——更是彻底不得人心。许多人希望川普减少对移民和外交政策的关注，多关注点普通人的民生问题。约半数登记选民认为川普的政策使多数美国人的生活“负担更重”。 同样，福克斯新闻最新民调显示，近七成登记选民认为川普未充分关注经济问题，其中包括约半数共和党人。说到底，这场危机的代价将主要由中产和工薪阶层承受”。 在美国日常物价，房价和医疗齐齐上涨的情况下，美国华人移民社区，尤其是英语能力不足的，低收入一代移民的压力在迅速增加。美国华人杂谈不久前采访了旧金山唐人街的一位华人移民伍生，他讲述了自己年近七旬仍在为补贴家用而奔波求职的故事。 感受到这种生活压力的，不仅是伍生。很多普通美国人，乃至美国中产的生活压力也在增加。 34岁的奥斯汀（Austin H.）拥有美术硕士学位。过去一年，他向各类岗位投出了数百份工作申请，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实质回应。他在接受CNN采访时说：“我34岁了，日子过得非常吃紧，没有任何储蓄。现在的情况真的很糟糕。” 奥斯汀目前在家族经营的建筑公司帮忙，但公司正准备关门。他预计自己可能在一两个月内失业，而他清楚地知道，一旦收入中断，自己与还在求学的伴侣几乎没有任何缓冲余地：“我们想买房，想要孩子，但根本不知道怎么才能站稳脚跟。” 奥斯汀并非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但他的经历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美国民众的处境：不至于穷得揭不开锅，却几乎没有犯错空间。 正是这种集体存在的压力感在一步步推动和催生一个从2025年底纽约市长竞选时火起来的词汇“Affordability”（可负担性）。这个词汇进一步被政客们放大，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领导人，甚至川普本人，都赶紧“抄作业”，只不过川普的用法是—夸耀自己在解决“可负担性”上做的多么成功。 随着“可负担性”和生活成本危机（Cost of Living Crisis）成为美国主流媒体、研究机构和选民调查中的高频词，这场危机本身正成为两党政治中难以回避的争议焦点。 最近一段时间，“斩杀线”这个词汇在中文网络中频繁出现，用来描绘一种非常极端的图景：在美国，一旦遭遇失业、生病或突发变故，中下阶层就会迅速坠入贫困深渊，仿佛存在一条无情的界线，跨越即毁灭。 这个说法带有明显的情绪和宣传色彩。但如果我们暂时搁置中文舆论场的讨论，把镜头拉回美国本土，一个更现实、也更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浮现出来：生活成本的上升，是否正在系统性地压缩普通家庭的缓冲空间？ 美国人不是更穷，而是更经不起意外了 从宏观数据看，美国并未出现中产阶层大规模坠入贫困深渊的趋势。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2024 年官方贫困率为 10.6%，较 2023 年的 11.1%有所下降。 美国正在发生的这场可负担性危机。 简单来说，大量中产家庭并未陷入赤贫，却正在经历生活稳定性的下降。他们仍然有工作、有收入，但对失业、疾病、房租上涨或其他意外事件的承受力明显减弱。 在美国主流研究和政策语境中，“可负担性”指的是家庭或个人收入，是否能够在不严重挤压其他基本需求或长期财务稳定的前提下，覆盖生活必需品的成本。最常用的量化标准是“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