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川普政府下的“可负担性”危机
“2月2日，美联社发布的NORC民调在内的多项调查显示：许多美国人认为川普的政策重点有误，且普遍认为他在忽视国内民生成本问题。民众对其移民政策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而他近期某些执念——比如收购格陵兰岛——更是彻底不得人心。许多人希望川普减少对移民和外交政策的关注，多关注点普通人的民生问题。约半数登记选民认为川普的政策使多数美国人的生活“负担更重”。 同样，福克斯新闻最新民调显示，近七成登记选民认为川普未充分关注经济问题，其中包括约半数共和党人。说到底，这场危机的代价将主要由中产和工薪阶层承受”。 在美国日常物价，房价和医疗齐齐上涨的情况下，美国华人移民社区，尤其是英语能力不足的，低收入一代移民的压力在迅速增加。美国华人杂谈不久前采访了旧金山唐人街的一位华人移民伍生，他讲述了自己年近七旬仍在为补贴家用而奔波求职的故事。 感受到这种生活压力的，不仅是伍生。很多普通美国人，乃至美国中产的生活压力也在增加。 34岁的奥斯汀（Austin H.）拥有美术硕士学位。过去一年，他向各类岗位投出了数百份工作申请，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实质回应。他在接受CNN采访时说：“我34岁了，日子过得非常吃紧，没有任何储蓄。现在的情况真的很糟糕。” 奥斯汀目前在家族经营的建筑公司帮忙，但公司正准备关门。他预计自己可能在一两个月内失业，而他清楚地知道，一旦收入中断，自己与还在求学的伴侣几乎没有任何缓冲余地：“我们想买房，想要孩子，但根本不知道怎么才能站稳脚跟。” 奥斯汀并非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但他的经历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美国民众的处境：不至于穷得揭不开锅，却几乎没有犯错空间。 正是这种集体存在的压力感在一步步推动和催生一个从2025年底纽约市长竞选时火起来的词汇“Affordability”（可负担性）。这个词汇进一步被政客们放大，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领导人，甚至川普本人，都赶紧“抄作业”，只不过川普的用法是—夸耀自己在解决“可负担性”上做的多么成功。 随着“可负担性”和生活成本危机（Cost of Living Crisis）成为美国主流媒体、研究机构和选民调查中的高频词，这场危机本身正成为两党政治中难以回避的争议焦点。 最近一段时间，“斩杀线”这个词汇在中文网络中频繁出现，用来描绘一种非常极端的图景：在美国，一旦遭遇失业、生病或突发变故，中下阶层就会迅速坠入贫困深渊，仿佛存在一条无情的界线，跨越即毁灭。 这个说法带有明显的情绪和宣传色彩。但如果我们暂时搁置中文舆论场的讨论，把镜头拉回美国本土，一个更现实、也更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浮现出来：生活成本的上升，是否正在系统性地压缩普通家庭的缓冲空间？ 美国人不是更穷，而是更经不起意外了 从宏观数据看，美国并未出现中产阶层大规模坠入贫困深渊的趋势。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2024 年官方贫困率为 10.6%，较 2023 年的 11.1%有所下降。 美国正在发生的这场可负担性危机。 简单来说，大量中产家庭并未陷入赤贫，却正在经历生活稳定性的下降。他们仍然有工作、有收入，但对失业、疾病、房租上涨或其他意外事件的承受力明显减弱。 在美国主流研究和政策语境中，“可负担性”指的是家庭或个人收入，是否能够在不严重挤压其他基本需求或长期财务稳定的前提下，覆盖生活必需品的成本。最常用的量化标准是“30% 规则”：住房支出（房租或月供加税费和保险）不应超过家庭毛收入的 30%，超过即被视为负担过重；医疗、育儿等其他刚性支出也参照类似比例评估。 当这些必需品的成本增速持续快于工资增长，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被不断侵蚀、应急能力下降时，就形成了可负担性危机——生活并非立刻崩溃，但开始经不起任何意外。 美联储在《家庭经济福祉调查》（SHED，2024–2025 版）中长期追踪一个简单问题：如果突然出现一笔 400 美元的支出，你能否立即应对？最新数据显示，只有约 63% 的成年人可以用现金、储蓄或当期还清的信用卡支付，其余人则需要借钱、变卖物品，或根本无法支付。 这组数据常被中文舆论解读为“美国人很穷”或“不善理财”，但这种理解并不准确。美联储提出这一问题，并不是为了评判家庭的理财观念，而是用一笔并不罕见的金额，测试家庭在现有收入与支出结构下，是否仍保有即时抗压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无法立即支付”并不等于“完全没有资产”。不少家庭拥有退休账户、房产净值或长期投资，但这些资产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转化为可用现金。SHED 所测量的，正是这种流动性，而非家庭的长期财富水平。 换句话说，这一问题反映的并不是挥霍或懒惰，而是一个更结构性的现实：当住房、医疗、育儿等刚性支出持续占据收入，越来越多家庭即便不穷，也难以为日常生活中的小意外预留空间。 布鲁金斯学会在 2025 年 12 月发布的报告《在全国每个角落，中产阶级都在为可负担性挣扎》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判断。该报告基于 2023 年数据分析了 160 个大都市区，发现约三分之一的中产家庭（中位收入约 7.9 万美元，因地区而异）无法负担基本必需品，包括住房、食品、交通、育儿、医疗和税收。这并非沿海城市的特例，而是全国性现象——从匹兹堡到明尼阿波利斯，再到加州最昂贵的地区，至少 20% 的中产家庭在当地生活捉襟见肘。 这种困境看似与美国近年的宏观经济表现形成反差。在 Reddit 等平台上，也有不少讨论质疑“生活成本危机”的说法，认为通胀已经回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中统计的一些商品甚至变得更便宜；部分经济学者和网友将这种不适感归因于美国人生活铺张、理财能力不足，或所谓的“生活方式膨胀”。 这些解释并非毫无道理，但它们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真正决定家庭安全感的，并不是可替代的消费品，而是住房、医疗、育儿等高度刚性、且具有强烈地区差异的支出。正是这些成本的持续上升，使得越来越多家庭即便收入尚可，也开始失去应对意外的余地。 […]
加州提出新法案，禁止警员“炒更”做ICE特工
1月21日（周三），在旧金山市政府门前，数十名移民权益团体、信仰界领袖和社区居民集会，声援加州众议员布莱恩(Issac Bryan)提出的州议会法案AB 1537，并支持旧金山第五区市参事马百乐(Bilal Mahmood)在市府推动的配套决议。相关提案禁止本地和州警员在下班时间“炒更”（源自粤语，指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兼职以获取额外收入）去为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或国土安全部工作。 州级堵上制度空子，市府强调以本地安全为重 AB 1537目前处于审议进程中，预计最早可在2月5日进入委员会听证。 现行州法一方面规定公职人员收取未授权报酬属轻罪，另一方面又对警员部门兼职作出豁免，并写明不得一概禁止警员在休班时从事其他工作，结果留下了一些制度空子。 州众议员布莱恩的提案，正是要在这一框架上加一条“尤其不可以”：不论是受聘、外包还是志愿者，只要与联邦移民执法有关，就被明令禁止。同时把不申报或隐瞒这类工作定性为“诚实性问题”，可触发对执法资格的追责，违者恐被吊销牌照——避免有人一边享受公权力、一边对选民隐瞒真正的“第二身份”。法案还明确，所有关于治安官*第二职业的记录属于公共记录，公众和媒体将有权通过信息公开渠道，了解本地警员是否存在与移民执法有关的外聘工作，从制度上提高执法透明度。 *治安官(peace officer)是受任命维护公共秩序、预防犯罪及实施逮捕的民事官员，例如警长或警员。该术语亦可涵盖其他公职人员，如法官或市长（当其被依法指定为特定有限目的的治安官时）。 作为支持该提案的市级官员之一。马百乐表示，他在市议会提出的决议，是要让旧金山成为全州第一个公开支持AB 1537的城市，“用市政府的声音告诉州议会，本市不接受警员去做ICE的第二职业。”他指出，旧金山以移民城市自豪，要让居民敢向警方求助，就不能让市警局被视为联邦驱逐出境行动的延伸，“社区安全依赖的是信任，不是恐惧。”马百乐同时强调，在目前本市警力尚且缺乏的情况下，警员应该专注于维护本地社区安全。 维护庇护城市承诺，把资源带回社区 华促会政策管理主任李申申(Annie Lee)在集会上发言，强调社区安全的前提是对执法部门的信任，警员“兼职做ICE特工”就是在破坏这种信任——尤其是在目前移民社区格外感到恐惧的情况下，“居民搞不清楚穿警服的人是来保护我，还是来带走我的。” 李申申表示，此刻重申旧金山作为庇护城市、加州作为庇护州的价值是相当重要的，我们需要让居民感到安全。华促会将继续与州、地方盟友合作，通过多语言资源，帮助移民家庭、小商户了解自身权益、识别ICE执法，同时将恐惧转化为对政策改变的集体行动。 她还呼吁民众向自己的州议员打电话、写信，用选民的声音告诉州府，民众要的是透明、能问责的机制和真正的社区安全，而不是把移民执法“外包给下班时间的警员”。 可在此输入地址找到代表您的州议员：findyourrep.legislature.ca.gov/ 集会上，多位移民权益团体代表发言，赞扬AB 1537和旧金山决议是把资源带回社区的关键一步。 参考资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XgF7q8UNHY https://calmatters.digitaldemocracy.org/bills/ca_202520260ab1537 https://indivisiblesf.org/call-scripts/2026/1/27/call-assembly-no-funding-ice https://lsd.law/define/peace-offic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