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后出生的阿富汗人,现在准备好了“面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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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 Kiana Hayeri

摄影师 | Kiana Hayeri

翻译 | Rylie

全文共 3976 字,阅读大约需要 10 分钟

 

编者按:本文翻译自《纽约时报》的文章 “What Will Become of Afghanistan’s Post-9/11 Generation?”,原文作者 / 摄影师 Kiana Hayeri。两天前,美国军队已经全部完成了从阿富汗撤军,而在 9·11 事件之后出生的阿富汗人也都已经长大成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变,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迫离开家园,其中有人丧命,有人已经 “准备好了面对死亡”。

 

今年早些时候,在拜登总统宣布美国军队将在 9 月前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军后,摄影师 Kiana Hayeri 开始通过年轻的阿富汗人的反应来记录这对阿富汗长达 20 年占领的终结,这些人都是在 2001 年美国进入阿富汗后长大。自 2014 年以来一直驻扎在喀布尔的 Hayeri 知道,这些阿富汗人为之前为自己设想的未来很快就会发生改变,但问题是如何改变?以及何时改变?他们在一个有 Facebook、Twitter、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的世界里长大,这是一个充满崭新的自由和机会的世界。他们忍受着战争和恐怖主义、贫困和流离失所,在腐败的政府和自杀式爆炸的长期威胁下不安地生存。然而,他们在成年后越来越感觉到,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方向。

 

现在,他们明白这一切都将受到质疑。在初夏时节,Hayeri 拍摄到的一些年轻人已经在试图离开这个国家;其他人则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焦急地等待着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活会发生如此迅速和巨大的变化。

 

2021 年 6 月 22 日

 

15 岁的卡里姆 (Karim)(左)、14 岁的古尔 · 艾哈迈德(Gul Ahmad)(中)和 15 岁的赛义德(Saeed) 在赫拉特 (Herat) 省的一个名叫哈昌 (Kharchan) 的村庄一起长大。他们决心离开家,去寻找更好的生活。

 

古尔 · 艾哈迈德 (Gul Ahmad) 只上到五年级。他的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再婚。古尔 · 艾哈迈德 12 岁时,他的继父强迫他去伊朗工作,再把挣到的钱带回家里。在拍摄上述照片时,这两个男孩都曾前往伊朗,希望找到工作,但却因被驱逐回到阿富汗,在一个移民中心等待与家人团聚。当 Hayeri 见到他们时,他们一直在玩手机。古尔 · 艾哈迈德在玩游戏,卡里姆则在看伊朗年轻女性抽水烟和弹奏吉他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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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是古尔 · 艾哈迈德(左)与卡里姆,他们已经被伊朗驱逐三次。当 Hayeri 见到他们时,这三个男孩都计划尽快再次尝试前往伊朗。当被问及他是否害怕时,赛义德回答说。“如果我已经面临死亡,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我已经面对过两次死亡,一次是在我被偷渡到伊朗的时候。我和另外两个孩子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我几乎窒息而死。还有一次,当我们步行到伊朗时,我们在沙漠中呆了七天,没有饮用水。最后我昏了过去,有人把我拖到附近的一座山上,给了我泉水,我才活了下来。”

 

到 8 月中旬,塔利班入侵后,古尔 · 艾哈迈德成功地回到了伊朗。他在建筑行业工作,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自从再次离开这个国家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卡里姆或赛义德。“我想念阿富汗,” 他说。“我怜悯阿富汗。我知道塔利班已经占领了喀布尔。我想这个国家将被战争和绑架充斥。” 当被问及有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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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姆现在也来到了伊朗,但却很难找到工作。他解释说,自从阿富汗的局势恶化后,人多了,工作也少了。他已经与他的朋友古尔 · 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失去了联系。他记得古尔 · 艾哈迈德曾经试图用歌曲来安慰他们。“当他为我们唱歌时,我们会忘记我们的疲倦。他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好。”

 

2021 年 6 月 24 日

 

今年初夏时,20 岁的埃斯马特 (Esmat) 与他的姐夫和一群年轻人一起出发前往土耳其,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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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冠疫情爆发时,埃斯马特无法继续去学校学习,而且随着阿富汗政治局势的恶化,他和他的父亲一致认为是时候让他像他的三个哥哥一样在国外寻求新的生活了。埃斯马特从小学习语言和计算机,他梦想着有一天可以去医学院学习。“他对母亲说:”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帮助你,还有其他受苦的妇女和人们。

 

在校外,埃斯马特在一家便利店工作,以帮助他养家糊口。在有限的空闲时间里,他也参与体育活动。6 月,他决定是时候离开阿富汗了。这段旅程需要穿越伊朗。据他的家人说,一天晚上,在土耳其边境附近,埃斯马特病倒了。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再也没有醒过来。五天后,埃斯马特的尸体被送回他家人的手中。几天后,他们安葬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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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男人们扛起棺材时,几十位妇女的哭声刺破了空气。“我有九个孩子,我感觉自己被砍成了九块。” 埃斯马特的母亲(上图右为手托着头)说。她的四个女儿和五个儿子已经被战争、贫困和创造新生活的努力所分割。“埃斯马特的愿望和梦想是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能团聚,并生活在一起,” 他的母亲几周后说。“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都因为与彼此相隔甚远而十分痛苦。” 她补充道:” 我所希望的是我的孩子们能够快乐和健康,但我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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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把棺材放进坟墓后,埃斯马特最好的朋友,20 岁的卡伊穆丁(Qiamuddin),如上图所示,从他的脖子上扯下一条白围巾,巧妙地放在埃斯马特的脸上。他拿起一把铲子,把土扔到男孩的身上。当他的泪水涌上脸庞时,其他人试图从他手中接过铲子,让他可以缓缓。“他是那种不相信明天会到来的人,” 伊穆丁回忆说。“如果我问他未来,以及他认为自己会从事什么工作,他永远不会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他会说:” 生命是短暂的。我不认为我还能活那么久,还需要为它做计划。”

 

2021 年 6 月 30 日

 

17 岁的玛丽亚姆梦想着成为一名演员,梦想着有成千上万的人为她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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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玛丽亚姆感到不安的是,她周围有那么多人不赞成女性在舞台上表演,甚至很少有人知道戏剧是什么。她加入了妇女平等大使 (Women Equality Ambassadors),这是一个由来自传统家庭的妇女组成的街头戏剧团体,她们希望生活得更自由。在上面的图片中,她正要表演一出戏,讲述一个女人必须在结婚和追求成为警察的梦想之间做出选择。在她的婚礼当天,这个女人在一次汽车炸弹中丧生。

 

对于剧组的演员来说,这条故事线无疑是一种痛苦的共鸣。在 6 月,扮演新娘的 23 岁女子塔耶巴 · 穆萨维(Tayeba Musawi)在喀布尔被一枚汽车炸弹炸死。她所在的街区是哈扎拉 (Hazara) 民族的家园,该民族一直是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 (Sunni fundamentalists)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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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去世之前,演员们在表演剧中的悼念场景时,经常在命令下尽力演绎哭泣。之后,她们的哭泣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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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照片拍摄的七周后,玛丽亚姆(上图中与她的妹妹在一起)在喀布尔机场外,担心她无法登上飞机。塔利班包围了人群,就在她开始说话的时候,有人开枪了。“我只是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活着。现在,我不能说话。他们将向我们开火。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当她谈到她对有一天走在红地毯上并赢得奥斯卡奖的梦想时,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当我想起我的梦想时,我会哭的,” 她说。“我不知道它是否会成真了。”

 

现在她担心,在塔利班统治下,她几乎不会被允许离开她的家。“他们说,女性将被允许工作。而这并不是因为女性本身,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治理一个国家,而他们需要有人在他们的办公室工作。” 她说,也许那些戴着 Chadori(一种面纱)的女性可以继续工作。“但像我这样在剧院或电影公司工作的女孩?肯定将不再被允许工作。” 玛丽亚姆觉得她肯定会成为目标。“哈扎拉人,那些做记者和女演员的人,他们不会那么容易的放过她们。他们会把她们全部杀掉。” 她补充说:“如果你要写下这个故事,那么请讲讲阿富汗的情况。”

 

2021 年 8 月 14 日

 

22 岁的纳赛尔 · 可汗(Naser Khan)是一位来自喀布尔南部洛加尔 (Logar) 省一个游牧部落的作家,是其部落中少数几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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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 · 可汗在洛加尔大学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并撰写评论,他还在学习政治学和法律。两年半前,他发表了一篇题为 “什么是爱” 的文章,认为促进爱可以阻止该国的战争。不久之后,塔利班战士敲开了他的门,警告他停止发表作品。但纳赛尔 · 可汗并没有停下。

 

之后,八个月前,塔利班暗杀了同为大学报纸供稿的另一位作家。纳赛尔 · 可汗泪流满面,他描述了与走偷渡者会面的情况,以便为他和他怀孕五个月的妻子找到一条逃跑的途径。塔利班夺取控制权后,他的母亲烧掉了他所有的剪报。他说,自己正坐在家里,等待塔利班敲门找他。纳赛尔 · 可汗计划在未来几天内离开这个国家,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前往加拿大。

 

结尾

 

塔利班于 8 月 15 日占领喀布尔,恢复了伊斯兰酋长国。此前一周,居民们争先恐后地为他们的到来做准备,囤积物资,提取资金,汽车站和机场熙熙攘攘。许多人当时仍然相信,这只是几周而不是几天的问题。

 

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人们聚集在喀布尔市办理护照的办公室外。队伍蜿蜒绕过了三个街区,经过一幅画着移民的壁画,上面写着不祥的警告。“不要危及你和你的家人的生活。移民不是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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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的经销商都在以统一价格购买房屋内的物品。当混乱降临到喀布尔时,Hayeri 看到一名女性试图出售她女儿的所有物品。经销商看到她急于出售,便讨价还价。最后,以 35,000 阿富汗尼(约合 400 美元)买下了所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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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就在塔利班战士即将到达城市的时候,Hayeri 去喀布尔周围拍摄所有能拍到的东西。当时街上交通繁忙,人们都行色匆匆,脸上带着恐惧的表情。她看到美容院的工作人员把展示女性面孔的海报从墙上撕下来。当她回到家时,她接到一个电话,告诉她在前往机场撤离前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行李。她匆忙收拾了她的相机、硬盘和一些随身物品。她公寓楼里的邻居们也在收拾东西。当 Hayeri 下楼的时候,整栋楼已经被遗弃了。“她回忆说:” 那是一片混乱,是世界末日。“所有人都在不到一个小时内离开了。” 通常站在外面的四名保安已经换下了他们的制服,并把他们的武器放在一边。

 

当她到达机场准备登上飞往卡塔尔的军用飞机时,她得知塔利班战士已经进入几英里外的总统府。

 

她想到了她一直在拍摄的年轻阿富汗人,以及更多她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的人。前一天晚上,她拍摄的最后一个人是作家纳赛尔 · 可汗,他的文字记录了他和他的同龄人的绝望。“五年前,我把我的头放在手掌上,”  他说,用一种阿富汗的表达方式来描述他准备好了面对死亡。“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原文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1/08/22/magazine/afghanistan-photo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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